两种法律价值冲突,谁优先

蒋艳华 阎礼



法治社会对公民和政府的要求是相反的。对公民来讲，是法无禁止即可行。而对政府来讲，则是法无授权不为。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给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大，而对政府的限制越来越多。

引发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由头”，是最近两次出差，一次是山东威海，一次是河北某市。山东威海一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夜总会，“看场子的人”（援引法院民事裁定的判词）手持匕首将无辜者活活打死后，居然无任何单位，这里主要是工商局和公安局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对其“查封、停业、整顿”。这本来是“文化场所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的，但工商局的一位法制科长却说：“他们是冒用公司名义在从事非法营业活动，处罚他们需按‘公司法’，然而‘公司法’的规定与‘文化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有些冲突，需要‘研究、上报’。”——这个十足的官僚以“法律价值冲突”来搪塞，还自称学了10年的法律，真是荒唐！

另一件事是去了河北某市也遇到所谓的“法律冲突”问题。某开发区想极低的价格征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然后极高的价格（高出数百倍）卖出，从中非法牟取暴利。农民当然不同意。于是，该开发区即出动数百号人，其中还有开发区的近百名警察，兴师动众，锯断果树、毁掉蔬菜大棚、养鸡棚、打人，被抓的人至今还没放。6月上旬的一天，笔者到负责此次活动的一位领导，他说“我们做的绝对没错，因为土地法规定为保护农田，严禁在大田里违法建筑”。笔者反问道“那农民土地承包的30年不变的承包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吗？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种菜、养殖不是国家赋予的‘经营自主权’吗”这位负责人面有难，但他很快地抛出一个理由“唉，矛盾就出在这，咱们国家的法律之间矛盾冲突，不知该保护哪一个好。”他把非法责任推给了国家。

上述两位负责人，都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前者是不作为，放纵、包庇坏人做恶，养虎遗患，后一个是暴力行政，败坏了党风，破坏了法律的公信力。

由此可见，在实际生活、工作中，甚至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律之间冲突问题确实存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法定标准来解决呢？

业主的权利遭到践踏

笔者曾写过一篇关于物业公司与业主关系的文章，不妨再简单重复一下观点。其实，二者是很简单的消费关系，合同关系，主体地位平等，而非是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

业主掏腰包买的就是物业公司的服务，如果不满意，“全民公决”，达到法定的比例，就可以“炒”了物业。因为业主是消费者，他有最基本的选择权利，如果没有

选择挑选哪一家物业公司为自己服务的权利，那么，只是被动服从，按门铃就付钱，那是义务，不是权利，就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自愿”，更不符合宪法中新增的条款“国家保障与尊重人权”。

但不久前，深圳市又发生了践踏业主权利的丑闻。决策机关深圳市住宅局依据本市的地方条例，却不顾国家的物业管理条例，由两种法律价值冲突而引发争端。

去年底，全国首家自主选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深圳景洲大厦业主委员会，收到深圳市住宅局一纸通知：宣告行为无效，限于15日内改正。理由是没有选聘行政主管部门——深圳市住宅局的官员参与，也没有住宅局指派的“专家”参与投票评分。原来，该业主委员会自行选择了物业公司。

所以，由于有法可依，广大业主当然不满意，因为新颁布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只要小区内2/3以上的业主投票通过，业主大会就可以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没有明要求必须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参与。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地方条例是对国家条例的进一步阐释，那么，无疑应按地方条例行事。

但若地方条例在前而国家条例在后，甚至两者还有冲突的地方，那么，无疑应遵从后者。大厦业主就是作了这样的理解，而且，理解得完全正确。而主管部门的理解却是：地方条例与国家条例没冲突，就得依照地方条例执行。

而且，主管部门还有更为堂皇的理由：判定景洲大厦业委会违法，不是维护行政介入，其实质是维护法规尊严。但是，我们倒要问一句：你维护的是哪种法规的尊严？一般来讲，上位法与下位法相比，应维护上位法吧？凸显公民权利的与限制公民权利的相比（在这一点上看，“无冲突”的说法也明显站不住脚），应维护前者吧？但恰恰相反，深圳市住宅局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那么，维护法规尊严的解释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法治社会对公民和政府的要求是相反的。对公民来讲，是法无禁止即可行。

因此，大厦业主所为是正当的。而对政府来讲，则是法无授权不为。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给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大，而对政府的限制越来越多，比如国家正在进行的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两个法律价值冲突，当保护最重要的

本文的开头的两个例子，和深圳“业主与住宅局”的案例，说明了什么呢？

真的是法律深奥令他们不理解，由于认识的问题，才导致不作为、胡作为和暴力行政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在践踏法律的尊严、侵犯当事人的权利，从而维护行业的、局部的，甚至是个人的非法利益。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

一些地方还有例证。

下面，笔者从立法的角度讲一下两种“价值冲突”的问题。

大家知道，去年，国务院在一片叫好声中，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本人亦是拍手叫好，尽管这是“迟来的爱”，但总比恶法要好。

但是《婚姻登记条例》没有对婚检做强制性规定，本人认为这是欠妥的。虽然有部分媒体与学者称之为“这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新条例的出台受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欢迎”。

在此之前，国家是规定强制性婚检的。一些医院变成了收款就盖章，根本不婚检，一些人也反对婚检，认为繁琐。所以，国务院把它取消掉了。

从运行的情况来看，既然是“自愿”婚检，基本上都不去婚检，暴露出的问题是“艾滋并性并严重传染并先天性严重生理缺陷”的人，也避开了婚检这道关，披着婚纱，走进了结婚的礼堂。

但隐患甚至是明显的弊端已明显示出来了。当初立法本义是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自由权。的确，这是宪法、民法赋予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但是，不强制婚检，患以上四种疾病的人领了结婚证，就可生儿育女，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当事人的下一代，而且对本人和配偶的生命健康权，和一个民族的未来。

读者朋友，你说，由此看来，到底哪个权利更重要。

何况，民法中也明确规定，不能滥用私权，不能破坏善良风俗，不能破坏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危害他人。

现在，我们国家全力打造法治社会，立法越来越多，在执行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去年今春，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洛阳女硕士法官李慧娟，在审判中遇到的法律冲突问题，就是典型的一例。

笔者日前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他说，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首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这里，包含以下五层意思：一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都属无效；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而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效力又应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各部委制定的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四是盛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五是上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下级政府规章。其次，新法

优于旧法。当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期通过的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时，应以最新通过的法律为准。如《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申请复议的期限是60日，但此前出台的一些法律多数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限是15日，还有的规定为7日、5日等，在《行政复议法》生效后，就应当一律按照其规定的60日申请复议期限来执行。





《时代潮》 (2004年 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