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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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摘要：本文认为，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

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

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本文的目的就是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

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

较为具体地讲，本文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

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

“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本文得出结论认

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

“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

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

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

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

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

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

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

代。

关键词：辨异、法律文化论、文化类型学、文化研究与文化阐释、

大传统与小传统

“我站在电车的末厢，我茫然不知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城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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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里的步履。我甚至也不能提出我的要求：我愿意走向何方。

甚至我也道不出为什么要站在这节车厢中、抓住这条皮带、任我被电

车载着前行；对那些闪避电车或安宁地散步或者驻足盯看商店橱窗的

人们，我也是如此。的确，没有人要我说一个所以然，但这又有何干。”

——卡夫卡，《在电车上》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

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

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本文作者

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

威尔

（一）前提性说明

当我们把讨论的焦点从苏力主张的所谓“本土资源论”转向梁治

平的“法律文化论”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

前提性任务，既不是将梁治平的研究与其他论者的研究做出明确的界

分——尽管这一点相当有意义，[1]也不是只关注其文章中的某些结

论，而无视其间所用的方法及其意义，正如他本人所明确指出的：“最

近几年里面，我听到和读到对我那些已经发表了的文字的各种评说。

一位域外的评论者……说我继承了‘五四’传统，而能以冷静的学术

研究作基础，全面批判传统，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

四’青年。这位评论者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显然不曾注意到上

面谈到的那些微妙而富有意义的思想发展。一般的读者，只注意到我

文章中的个别结论，而于其中所用方法及其意义辄不加重视，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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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进一步把握我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常常引以为遗憾的事

情，”[2]而毋宁是探究出梁治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

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基本的思维取向

或特征，并根据这一分析而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做出严格的、

能够展开有效分析的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试图根据本文的论旨对梁治

平的观点进行刻意的裁剪或切割，而实是因为这样两个相关性的事实

所致。第一，我认为，梁治平在1980年代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在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确实构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独特意义的理论模式，进

而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3]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下的一般论者以及梁治平本人在论说其法

律文化研究及其影响的时候，通常都将他的“法律文化论”这一理论

模式与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整

个研究混而视之，而事实上，梁治平在这一期间实是在三个题域中进

行他的研究的：一是他有关我所谓的“法律文化论”的研究（1980年

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反映这一研究之观点的论著乃是1991年出

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1992年出

版的《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4]；二是他对哲学解释学

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的、介绍性的研究，反映

此项努力的便是他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法律的文化解释》论文集；

三是他根据法律社会学对“清代习惯法”所做的研究，而反映这一研

究的论著便是他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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