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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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制与法治概念

法制（RulebyLaw），法律和制度。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

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

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

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

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

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

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

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

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RuleofLaw），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

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

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

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

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

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

二、法制与法治的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

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

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

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

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

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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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

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

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

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

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

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三、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两个词，人们有时

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法制”与“法治”是有一定内在联系但内

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

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

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

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

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

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

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

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

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

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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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

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

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

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

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

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

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

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

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

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

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

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

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

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

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

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

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

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

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

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

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

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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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

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

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

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体、社会个

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

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

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

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

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

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

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

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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