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

对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

摘要:侦查讯问中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尤以刑讯逼供为甚。近

年来，涉及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断涌现，如“躲猫猫”事件、赵作海案等，刑讯逼

供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就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遏制刑讯逼供的措

施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刑讯逼供产生原因遏制措施

刑讯逼供已在立法中明确禁止，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

《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关于证据收集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近年

来刑讯逼供仿佛愈演愈烈，许多冤假错案大多涉及刑讯逼供问题。虽说刑讯逼供

并不是导致冤假错案出现的直接源头，但仍难逃干系。在侦查讯问活动中，犯罪

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前者是受国家法律追诉的人，而后者是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职人员。所以侦查人员天然具有强势地位，在讯问实践

中就可能会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如此，刑讯逼供的出现就是最好的

证明。

一、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

（一）认识观念方面

首先，刑讯逼供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成果。我国古代

一直以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主，刑讯制度是一种合法的办案手段，只要严刑拷打必

然能够获得定罪的证据，惩罚犯罪以维护国家的尊严。在侦查技术落后的古代，

刑讯逼供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一思想至今在我国刑事诉中仍可见其踪迹。

其次，绝对工具主义程序价值理念泛滥。所谓绝对工具主义“实际上是把程

序的工具性和手段性强调到极端所形成的程序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刑事审判程序知识用以实现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种外在目的就是刑事

实体法的目标。”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即便在刑事诉讼领域现

已开始重视程序的其他价值，呼吁程序正义的实现，但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刑事

诉讼程序仍是实现实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程序只是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

①

①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7页

“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强调国家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占主导地位，漠视个人

权利和利益，强调为了追求社会整体的安全与稳定可以以牺牲个人权利与利益为

代价。”①这一理念“支撑”着绝对工具主义程序价值理念的运行，即稳定压倒一

切，无所谓程序是否是正当的、合法的、正义的。

最后，侦查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法治观念淡薄。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提

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在大多侦查人员的观念中，这并不值得重视，保

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更是无稽之谈。在长期的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往往有一种

思维定势，即凡是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根本无需对其进行

法律保护，要做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战胜“坏人”。此时，刑讯逼供则成为侦查

人员的首选，这种方法对于获取顽固不化、拒不供认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很实

用的，有益于加快破案速度以提升破案效率。此外，侦查人员对口供认识错误，

过分依赖口供，认为只有获得了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才算真正结案。因此，口供

一直以来被视为“证据之王”、“证据女神”，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最有力的“武

器”。

（二）法律制度方面

首先，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

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被确定有罪”。这里的无罪推定并不

是真正意义的无罪推定，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

定，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其次，犯罪嫌疑人须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

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表明，在我国刑事诉

讼中犯罪嫌疑人是不享有沉默权的，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要如实的回答，等于

是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有罪。这里的“如实”无法衡量，也许只有承认自己有罪

才是符合侦查人员心中“如实”的标准。如实供述义务的设定，进一步强化了以

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口供的作用越发强大了。

第三，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形同虚设。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

均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等，但观念上的发展演进并不意味实践中也是如

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操作中，律师要面对来自法律的障碍以及侦查机

①参见周宝峰：《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化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48页

关的重重刁难：（1）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不论案件是否涉

及国家秘密；（2）侦查机关可以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律师的会见；（3）会见

的谈话内容被限制，不允许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谈论案情；（4）侦查机关讯问时犯

罪嫌疑人无权要求律师到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却可以根据“案

件情况和需要”派员到场，变相监听。基于各种障碍，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接受

讯问时根本无法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孤立无援，只能由侦查机关肆意处置了。

最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现行《刑事

诉讼法》中指出三者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以及互相制约，实践中，三者之间

配合多于制约，甚至成为打击犯罪的“同盟战友”。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

件，检察机关几乎照单全收，起诉到法院后，审判结果多是对检警机关工作成果

的认定。原本的层级纠错机制发挥不了作用，而法院作为纠错的最后一道屏障，

也因“互相配合”成为打击犯罪流水线的一环。

二、刑讯逼供的遏制

（一）在观念上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理念，提倡程序正义。程序具有多方

面的价值，实现实体正义只是其中的一面，程序还兼具有正义、效率等价值。改

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不为了单纯的追求一时的实体利益而破坏程序的正

义价值，因为程序的公正更容易让人信服。正义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实体

结果，但违背正义的程序则必然不会产生公正结果。坚持程序正义也许会放纵罪

犯，但打击犯罪、惩罚罪犯不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唯一目的，更多的是期望通

过法律手段保障公民的权益，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中实现权益，保障人权也是

刑事立法的应有之义。即使程序正义价值实现的成本需要放走一个坏人，但得到

的是尽最大可能不错判一个好人和避免伤及无辜，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也是

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所必需的。

（二）首先，将无罪推定原则上升到宪法高度。无罪推定被西方宪政国家

宪法规定为刑事被告人的程序基本权，这一基本权所保护的“刑事被告人的法益

主要为其人的尊严及主体地位”。①这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欠缺的。在人权条款入

宪之后，我们应更多的去关注如何保障人权。无罪推定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

人人权的整个体系中具有纲领性作用，所以，在我国宪法中确立无罪推定，以体

①参见周宝峰：《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化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92页

现来自国家根本大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尤其是对受国家法律追诉的人的保障。

其次，取消如实回答的义务，确立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的

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承担了本应有控诉方承担的举证责任，减轻了控

方的负担，只有取消了关于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规定，才能维护犯罪嫌疑人意

志的自由，不被强迫证明自己是否有罪。我国立法中并没有确立不得强迫刑事被

告人自证其罪的原则，由其衍生的沉默权等制度也无法以立法明确。“不得强迫

①刑事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上的程序基本权”，如若在我国宪法中

加以规定，使之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可以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遭受刑讯逼

供之苦。不得强迫刑事被告人自证其罪衍生的沉默权，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规定

于刑事诉讼法中，“以法律所保护的完全不合作态度来实现刑事被告人不得强迫

自证其罪的程序基本权”②，以对抗处于强势地位的检警机关。当然，仅依靠这

两项原则、制度单纯的规定显得力量单薄，还依赖于其他制度的建立来保障其实

现，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三）确立行之有效的律师帮助制度。消除对律师会见权设置的法律障碍，

减少实践中的各种刁难。取消关于限制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话内容的规定，若不

谈论相关案情，那么律师也没有会见的必要了，犯罪嫌疑人只能自食其力了。犯

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被讯问时就应有律师在场，以提供法律帮助，也能避免犯罪嫌

疑人遭受刑讯逼供。

（四）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提高侦查技术装备水平

以及办案手段中的科技含量，通过获取其他种类的证据来获得破案线索，不局限

于口供，从而减少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侦查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尤其是法

律素质，真正懂法后执法，不知法犯法。同时，侦查人员应改变有罪推定的思维

定势，改变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

在人权条款正式引入我国宪法后，人权保障在刑事法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但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回避问题的存在。应

立足于我国的现状，汲取西方宪政国家先进的法治思想，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

各个方面进行完善、进行改革，使刑事法领域的人权保障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①

②

参见周宝峰：《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化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45页，

同上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周宝峰.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化研究[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喻崇欣.浅析刑讯逼供[J].法制与社会，2011.03

[4]张东侯英奇刘旭.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J].法制与社

会，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