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著作人格权

浅论“著作人格权”法律制度

〔摘要〕著作人格权制度旨在加强对作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这样

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够达到逻辑的自足与价值的圆满，满足作者人格利

益的需要，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也开始向

该制度提出了挑战。运用逻辑、价值和实证的多重分析方法和比较法

上的考察，分析著作权法作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真实内涵，质疑著作人

格权制度的合理性，对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进行反思，有利于该项制

度的科学构建。

〔关键词〕著作人格权；逻辑方法；价值判断；实证分析。

著作人格权是“作者基于作品创作所享有的各种与人身相联系而

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1〕。

我国部分法学著作采用“精神权利”之称谓。〔2〕立法中使用了“著

作权人身权”之表述。《著作权法》

第十条规定了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性权四项

著作人格权，由此衍生出了著作人格权制度，它规定著作人格权不受

剥夺、不可转让，是专属作者的权利，并配之以保护期的永久性。立

法者的意图揣测是因此类权利的行使关乎作者人格，需要受到特别保

护，以使作者的某些权利在面临强大经济势力的压迫时仍得以保全，

强化了作者的主体身份和法律地位。然而，将著作权中的人身利益与

经济利益作出如此的二分并给予不同的制度安排，其法理依据何在？

著作人格权制度是否能够适当而切实地维护作者的非经济利益？它

是否会带来一些反面的“副作用”？这些问题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实

践中都不无探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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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合理性的质疑。

将著作人格权置于著作权法的理念基础是“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

格”，作品所包含的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经济利益，作者就作品所享

有的权利，包括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作者因作品而享有的人

格利益是否区别于一般人格权的客体，需要单独设立；作者享有的人

格利益与财产利益是否截然不同，需要分别设立。这需要作出进一步

的讨论。

1·著作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辨析。

著作人格权的本质是人格权的一种，权利的客体与普通人格权的

客体相同，都指向人格利益。私法体制中塑造的人格权这一权利类型，

一开始就遇到法律逻辑上的难题———主体与客体难以剥离，权利对

象无法确定。民法权利构造的原型为所有权，所有权指向的对象是一

个外在于主体的、人的力量可以支配的有体物。而人格权所要保护的

利益却恰恰处于主体自身之中，与主体内在结合。无论是情感、尊严、

信仰，还是健康，都是和人不可分离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当人格权的

主体和客体难以界分之时，曾产生过这样的认识，人格权的主体和客

体是同一的，是针对自己的权利。〔3〕史尚宽就主张人格权的客体

是人之本身。〔4〕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传统民法理论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拒绝“人格权”这一权利范畴进入民法权利体系。民法学研究发

现，私法层面上的人格权理论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法学。1895年，

法学家基尔克（）在《德国私法》一书中，用将近200页

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人格权。这一著作被欧洲法学界认为是人格权基础

理论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5〕然而，著作权研究发现：1844年，

早于基尔克的人格权研究，德国学者布伦奇里（Johann

CasparBlunschi）在康德“著作权属于人格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

地把作者权重构为首先是人格权，其次才是财产权。〔6〕因此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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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看，著作权理论中的作者人格权研究早于民法人格权的研究。那

么，是什么使知识产权学者更早地提出了人格权的思想，究其具体原

因，是作品。作品是作者思想观念的表达，是作者精神和情感的延伸，

作品使其创作者的人格因素或精神状态外化为可感知的各种形式，文

如其人，画如其人。通过作品世人可以感知、评价作者的思想情感，

甚至天赋、气质、能力。正是因为有了作品的承载，早期人格权研究

中遇到的难题被化解了，“作品”为人格权的客体与主体之分离提供了

认识上的契机。人格权的概念由著作权而衍生发展。〔7〕著作权人

格权与民法人格权的历史事实证明，著作人格权先于普通人格权，是

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端，这归因于作品的中介作用，而著作人格权之

所以能够推动民法人格权理论的发展，证明著作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

有着共同属性———以保护人格利益为目的。人格利益是普遍的，普

通人格权不以作品为依托，而著作人格权则以作品为载体。作为普通

人的作者，其具体的人格利益更以作品为体现手段。由此，著作人格

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可以在民法人格权中到归宿。

2·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

既然著作人格权是具体的人格权，著作权法的规范重心理应回归

著作财产权本身。这就涉及著作人格权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及其与著

作财产权的关系问题。以我国《著作权法》为准，著作人格权与著作

财产权相互区分，共同构成著作权整体。

这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加以说明：

大前提：人身和财产利益性质各异，应适用不同的规范调整。

小前提：著作权中同时包含作者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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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著作权中的人身利益由著作人格权制度调整，财产利益由

著作财产权制度调整。

这种推论看似完全合理，实则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著作

权中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是否可以作截然二分。

以发表权为例，发表权作为著作人格权的一种，是指作者决定作

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作品的发表是作者将其思想观点或精神成果

展露于外的手段，当中固然含有诸多的人格因素，但同时其亦是作者

取得经济利益的途径。尤其是在市场化的运作条件下，发表权的行使

与作品的复制、发行紧密相连，与财产权利截然分开的发表权是不存

在的。作者可通过作品的发表彰显自己的人格或精神情感，但就私法

“设权担务、定分止争”的基本功能来看，发表权中蕴藏的巨大经济利

益无疑对作者具有更强的魅力。《伯尔尼公约》规定的精神权利有两

个，表明身份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却没有发表权。他国著作权法也

很少有将发表权规定为精神权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表权介于

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之间，难以成为纯粹的精神权利。

在“著作财产权”中作品的演绎、展览、表演也很难撇清人格因素。

以演绎权为例，此项财产权能包含着强烈的人格彩，他人对原作的

恣意改编、无限制利用，有可能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或者歪曲篡改作品，

从而侵害原作者的人格利益。美国法院就曾运用演绎权来保护作品的

完整性。〔8〕民法对人格权的设立经过了客体（受保护法益）的确

立及如何将主体与客体剥离的认识过程。在此过程中，知识产权学者

由作品发现了可与主体剥离的客体———人格利益。作品体现了作者

的思想情感，是作者的精神结晶，但作品终究只是著作人格权的对象

而非客体。著作人格权的客体与普通人格权的客体本质上一致。既然

作品中的精神利益与经济利益无法全然分割，那么再为二者分设制度

加以规定就变得不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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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合理性的质疑。

1·著作人格权理论的现实困境。

著作人格权理论的主要哲学思想来源于康德。〔9〕他认为，作

者是基于其人格而对其作品享有权利的。著作权实际上是人格权。按

照康德的观点，“作者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作者自身所固有

的”〔10〕。法学家基尔克发展了康德的人格权理论，他认为，著作

权的对象是智力作品，这一作品是作者人格的表露，是作者通过创作

活动使自己具有个性特点的一种思想反映。〔11〕著作人格权理论形

成于19世纪，在林立的各派学说中对著作权产权制度的确立起到决

定性的促进作用，在其影响下，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将作者人格

权视为著作权的内容。“作者享有独特的一整套权利，用更加尖锐的

话说，某种具有特定人格的阶层成为有权提出权利要求的人，而其他

财产的精神代理人却无权提出权利要求。”〔12〕作品是作者的创作

物，必然体现作者所特有的人格或精神状态，作品是一种具有特别性

质的财产，它以最强烈和最持久的方式体现出其作者的个性。作者在

其作品中“生存”并超越自我。〔13〕然而，通过创造性智力劳动而产

生创作成果的并非仅有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也产生创作物，但他们

却得不到人格权的酬劳，同样是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当中没

有创作者人格权的制度。著作人格权理论之所以承认作者人格的特殊

权利是因为作者人格权有助于保护重要作品，这些权利有助于刺激产

生出独特作品，保护一个社会文化记录的准确性。〔14〕但这只是承

认作者的人格利益是重要的，因为保护作者人格权实际上是出于一种

工具论的动机，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刺激知识的增长、保障社会文化的

延续性。法律是一种工具，对社会而言，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同等重

要，都需要通过激励机制促进财产的生产和流转。对个人而言，无形

财产和有形财产对人格的存在和发展同等重要。法律对于精神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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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应当具有普适性。事实上，私法于财产权中也保护权利人精神利

益，人格理论皆可为其提供正当性证明。这使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

一种，获得法律类型化的保护，为作者精神权利救济提供了价值上的

佐证。

2·具体制度设计中的价值缺陷。

著作人格权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为作者的精神权利制订了一系

列区别于“著作财产权”的规范标准。就我国《著作权法》而言，其中

最典型的是著作人格权保护期的永续性以及转让的禁止。

第一，保护期的永久性。

在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期问题上，《著作法》规定，作者的署名权、

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对此而产生的疑问是，

在著作财产权保护期届满之后对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是否还有意义。

法律之所以限定著作权的期限，目的是向社会公共利益谋求平

衡。在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内，作者及其继承人已充分享有了作品带

来的各种精神利益、经济利益。一旦期限届满，作品就会回归到公共

领域中去。此时，作品实质上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强行保

留部分权能于个别人手中对作者来讲毫无意义，反而令使用者在利用

作品时无法预料是否有第三人向他主张权利。从技术角度上说，著作

财产权保护期届满后，作者的继承人也已近两代，时隔久远，权利的

保护人能否切实遵照作者生前的意思履行义务乃至是否愿意履行义

务，当存疑问。

其实，在作者去世后，法律保护作者的署名以及作品完整性，是

维护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是私权效力

的体现。〔15〕正如迪茨（AdolfDietz）所言：作为著作权的一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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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永恒的著作人格权应当被抛弃，其所涉及的问题应当在文化

遗产的保护框架内，而不是在著作权领域进行处理。〔16〕因此，一

旦权利人不再保有作品经济上的可利用性而进入公有领域，著作权法

也应随即让出调整其社会关系的舞台，交诸其他法律部门乃至道德、

习俗等社会规范来发挥它们各自应有的作用。

第二，权利的不可让与性。

著作人格权上的争议主要在于不可转让性。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强制规定著作人格权不得转让于逻辑

不符。”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也常有作者“转让”署名权的情况发生，

例如代人执笔或者邀同行中的“名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等。在此情

形下有关作品署名问题完全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内。隐身作者

所享有的精神权利一直与当事人的约定联系在一起，在当事人双方意

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作者让渡署名权是有相应对价的，即可获取一

定的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可操作的利益空间。否则，真正的作者受领并

保有对价利益的法律依据何在？相对人于事后是否还可主张不当得

利请求返还？即使在德国，署名权的放弃也是可能的。为了不让著作

人格权成为社会分工和权利行使的“刹车阀”，德国著作权法允许作者

放弃人格权，即作者放弃行使将来可能发生的因侵害人格权产生的停

止侵害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在涉及职务作品的情况下，如果约

定不明，创作作品的雇员无权决定该作品的署名，人们会从劳动合同

的本质进行推断，职务作品的作者名称属于企业的“营销”决定，而这

种决定权在企业手中。〔17〕在价值评判的角度上，每个理性人都是

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由其选择以何种方式处分自己的权利是私法

自治的体现。对权利的处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不违背善良风俗的

前提下，理应获得法律的肯定性评价。值得探究的是，著作人格权的

让与是否会损害到第三人的权益，转让署名权是否带有欺骗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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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以此为出发点考察这个作者人格权的处分更为合适。社会公

众的信赖利益值得保护，如果第三人确实基于信赖作出了错误的意思

表示而造成损失，尚有其他的法律途径可资救济，就不应阻断著作权

的利用空间。

从著作权立法宗旨观之，著作权关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负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工具性质。法律给予著作权人保护的终极目的在

于有利于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使全体人民享受文化发展科学进步带来

的福利。当今，著作权的经济价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凸显，著作

权交易的安全便利对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反观作者人格权

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理论和规定，不符合著作权的经济本质。因此，

以保护作者人格权著称的德国，通说也承认法律行为处分著作人格

权，唯一的争论只是可处分著作人格权的极限的界定。〔18〕三、合

理性之实证分析。

著作人格权制度在实践中到底运行如何，依照现有案例分析，有

关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的纠纷多与改编权的权属纠纷相交叠，且

作者（原告）均主张以经济赔偿的方式弥补自身权益所受的损害，而

法院或以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非思想为由驳回原告诉

求，或是基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创作合同进行裁判，更多表现为对双

方合意的尊重以及彼此之间信赖关系的维持，而非全然聚焦于作者人

格权之上。

纯粹体现作者精神权益诉求的是署名权。例如，在郑某诉张某、

北京顺华伟业影视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顺华公司）侵犯署名权一

案，被告顺华公司在其拍摄的电视剧中没有为编剧郑某署名，另一被

告张某作为该电视剧的制片人擅将自己署名为该剧剧本的作者。法院

经审理认定，郑某为涉案电视剧的唯一编剧，上述二被告皆构成对其

署名权的侵犯，据此，支持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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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认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方式足

以弥补而不予支持。

从判决结果来看，虽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都是传统的侵犯人格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依据《民法通则》第134

条的规定，这些责任形式也都是一般侵权的常用救济手段，并未区分

适用场合是针对财产权侵权还是人格权侵权。换句话说，即使摒弃了

署名权的人格权属性之说，上述各类责任方式一样可以继续适用。至

于著作人格权的特有制度规定，在相关的所有案件中均未有体现。

部分著作权合同中作者甘愿放弃自己的全部著作权（包括著作人

格权）以获取更多的劳务报酬，同时将自己置身于可能的著作权纠纷

之外，这种情形，著作人格权的制度空间被压缩，尽管立法通过委托

创作合同的规定将上述行为合法化〔19〕，但这实质已构成对著作人

格权制度的突破，从法理上来说有悖于著作人格权设立的初衷。

著作人格权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并无太大作用。一方面，部分权

利人自愿放弃或转让这些权利，法律难以干预；另一方面，其适用性

或因脱离社会需要而不被应用，或完全可以在财产权的制度框架中被

替代。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司法价值十分有限，在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

显得缺乏灵活性。

四、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局限性。

随着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和通讯网络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和工

作，作者试图通过著作人格权来主张网络环境中作品权利的想法也将

越来越难实现。

首先，著作人格权很可能会成为数字化多媒体作品创作的重大障

碍。多媒体作品是数字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它融合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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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声音以及计算机程序等不同种类的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存储在磁

盘或光盘中，并能被传输到计算机终端允许用户进行交互性使用。这

个新的表达形式需要利用大量的已有作品，如果让制作者对成百上千

的作品一一获得许可再去修改、删节、编排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多媒体作品的出现动摇了著作人格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和互联网平台的运作，使得作者和作

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数字作品一经发表便脱离了作者的控制，

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将作者的信息随意抹去，对作品的改动也可以轻易

完成。互联网传播特有的“交互性”还改变了以往信息传播的单向性，

受众不仅是媒介内容的接收者，也是媒介内容的制造者。与此同时，

作者对于数字作品的利益诉求发生了变化，以表达自我、交流共享为

目的来创作作品，其意图已不在于追求署名、作品完整性的权益，著

作人格权的法律规定在保护作者意愿上的弱化或缺乏，反而会阻碍作

者对作品的利用，也不符合私权的意思自治理念。

此外，信息化和全球化也使得作品的传播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

而各国对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水平差异极大，不但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

系之间有着以成文法保护为主与以判例法保护为主的区别，即使是在

大陆法系内部也有一元说与二元说的区别。

所以当信息产品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传输的时候，各国参差不齐

的著作人格权制度很可能成为商品自由流通的阻碍，并产生分割市场

的负面效应。这就意味着著作权的跨国交易会直接导致著作人格权权

属冲突的状况出现，此举势必会影响到作品经济价值的顺利实现以及

交易的安全。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著作权交易的逐步壮大，著作

人格权制度自身的局限能否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值得思考。数字网络

技术带给著作人格权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会根本上动摇著

作权人格权制度。犹如国外学者断言，大部分精神权利尤其是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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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完整权从本质上不符合数字时代的要求，终将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

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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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北京：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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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