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

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

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

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

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

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

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

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

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

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

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

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

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

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

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

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

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

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

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

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

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

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

“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

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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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

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

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

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

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

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

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

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

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

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

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

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

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

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

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

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

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

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

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因

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

治。这就孕育出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汉武帝提出“举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

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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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

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

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

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

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

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

下受命于天子”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

威不受任何侵犯，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

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

“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等罪名。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

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

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

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

的罪以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这正是儒

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

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他主张以教育和法律的手段相互

补充，减少肉刑，给犯罪者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以德教

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

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

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

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

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

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孔子的刑

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

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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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推向仁政。所以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

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

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第三，“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

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

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

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这种思想指导在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

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

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

“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

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

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

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

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

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

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雏形取

向便初步显现。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第一,刑事立法方面。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与现代不

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

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

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亲

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

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

以明确表达。该原则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

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先告自除其罪”原则，

这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

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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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儒家认为这是内修出了问题，只

要能够“先告”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对其的刑罚。也

就使之近乎法定情节。

“先请制度”原则，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

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

“造意”与“非造意”的原则。在汉律立法中开始在“故意情节”中区分出“造意”

与“非造意”，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区分，“造意”即指犯

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

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从而可以看得出，而区分的目的直指主观恶意的程度，

而主观恶意则直接表现了其心性的“恶”与“善”的区分。

第二,刑罚方面，汉朝多次减轻刑罚，与秦朝广泛使用死刑连以肉刑为主的

刑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

度奠定了基础。在刑罚上，汉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

指导下，礼法合并，崇尚忠孝，对君要忠，对尊长则以孝为先，即百善孝为

先。以礼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礼入律”后的结果。

其直接后果是将法律的行为与后果对等这一法律内在价值破坏无遗。

，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

者重农轻商，形成了仕、学、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进而在民商立法上产生

了很大的导向作用。如汉代在财产法律制度的立法方面其取向并不重视规范市

场秩序而是在交易合同方面依惯例或民间习惯，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连

马车都不可以用）。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

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最上层是特权阶层，即皇

室亲属均封为贵族，还有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

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

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家庭

制度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

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女之间在婚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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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在

继承方面，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

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

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

较明显的封建礼教彩。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

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

出来。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

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春秋决狱”它是指在

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如董

仲舒的《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

秋决狱》232事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

思想定夺。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1）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法律儒家

化的原因。第一，法的胜利。从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能看

到这两个派别后来的遭遇。秦国采纳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种充满活力，并具有残

酷性的理论，从而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于公元前221年，建立

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法家所倡导的法变成帝国全境通用的法律。

公元前213年，强制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凡不属于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国历史

以外的所有历史书籍，一概焚毁。焚书坑儒标志着法家学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第二，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法家的胜利颇为短命。公元

前210年，秦朝覆灭后，汉朝国对于秦朝所保留下来的官僚政府体制进行了改

造和重建。与此同时，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是：

历史出现翻转，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学说已开始获得作为正统官学的承认。从此以后，法家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在中国社会消失了。法家与儒家在秦朝与汉朝短短

几年中出现翻盘这实在让人回味，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法的本质思想。第

三，法的本质思想。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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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

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

特征：

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

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

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

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

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

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

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

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

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

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

“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同儒家的“礼治”相

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

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第四，儒的胜利，法律儒

家化的原因。儒法的本质不同在于所以说“礼治”和“法治”，其主要分歧不在于制

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

“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同“德治”相比，

“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

主张人性恶有关。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

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

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也即其失败的原因除了本文第一部分

第2节的社会原因以外，其内在原因还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

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

“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

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

因所在。其实，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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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

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

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要实现从治民到民

治，也许我们非得在儒法两家之外另辟蹊径，在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之外

谋求另类思维。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汉律儒家化是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

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可“三纲五常之道”成为行为规范

的核心这一点照搬不误，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

等。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更直接将其经典条文化，法律

化，“三纲五常、纲常伦理”近乎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习惯

法，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而法律对其维护倍至，

“仁、义、礼、智、信”则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与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基

本适应。但到封建制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内容已不尽适应社会生产

力发展时有少部份改动，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

和“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如清律中的“秋审”和家庭制度等。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导致了法家作为独立思想而消失，成为儒家思想

的一部分。在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作为独立的思想逐渐消失，但其并

没有被消灭，而是深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

代以后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后世传人也要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在其思想深

处某一派学说占主导地位，但并不影响其他学说在其思想中的存在。宋代大儒

朱熹是个重刑主义者，他在湖南任上亲自上阵捉获数千农民打入牢房。而且扣

押了宁宗即位颁发的大赦令，直到杀死十几名起义农民领袖后，才予以公布。

儒法两家思想已经溶入他的血液里，只不过时代需要他以儒者的面目出现在历

史舞台上。

瞿同祖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

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为“儒家”，如贾

谊、陈宠、公孙宏、郑冲、崔浩等等，陈寅恪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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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

儒家化”。以立法参与者的出身来论法律的性质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

未必“纯本”于法家，贾谊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别如后世的朱

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并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样。况且，上述诸儒

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为儒生。”许多方面儒法是

相通的，只是其主张作为治国手段时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张法高于道德教化，

因为他们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乱”；而儒家主张在于礼教优先于法或刑，

“出礼则入刑”，刑是实现礼义教化的保障。并不能说儒家反对法律手段，或法

家反对道德教化手段。这只是一个优先选择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汉代法律儒

家化后，法家思想已经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

3、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础。中华法系是世界五

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

都已经解体，现存的共三大法系。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

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法系开始形

成于秦朝及汉代初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汉代初期的法律儒家化，直到到隋唐

时期才真正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

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

法系有了雏形。在汉代初期法律儒家化后的思想逐渐成为了封建统治主流思

想。此后，经过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

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

《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

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

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

法制的结果。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

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特点有：

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第二，礼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第三，刑法

发达，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从这四个特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

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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