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详细经过 “邓玉娇”背后的法治走向之争

邓玉娇案详细经过“邓玉娇”背后的法治走向

之争

“邓玉娇”背后的法治走向之争

上个月一则法治新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5月10日，湖

北巴东县某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休闲中心被女服务员邓玉娇

刺成一死一伤。死者的“官家”身份，加上弱女子以刀捍卫贞

洁，引爆了网络舆论。事件情节波澜起伏：邓玉娇被送进精神病

院，律师当众痛苦，邓母更聘官方背景的律师……直到近日检察

院审查起诉。案情发展的每个节点，都引发了草根与官方话语的

“白刃战”。本案已不是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而成了中国法治

的横截面。加上几位专业法学家披挂上阵，形成泾渭分明的阵

营，背后是中国司法专业化VS司法民主化，全民法官VS精英法

治，是对中国法治之路的话语权争夺。

专业判断和民众的正义直觉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即

便按律师控诉书的说法，3位官人中的一位黄德志企图在浴室里

“”邓玉娇，后邓逃至外间，当着多人的面，死者邓贵大用

钱扇打她，羞辱她，并两次“摁倒”她，邓不堪羞辱拔刀自卫。

对相同事实的定性，草根民众的判断和专业司法截然相反。从民

众的正义自觉看，民女有捍卫自己贞操的绝对权利，特别是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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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淫威时，她被冠以侠女、贞女的名号——无数人对现实的无

奈，转化成激情投射在这个女孩子身上。

邓玉娇也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学想象——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

经典题材，比如脍炙人口的诗篇《羽林郎》、《陌上桑》。这种

文学想象中的“合法性”，和现代法治有着话语权上的紧张。现

在法治社会不是宗法社会，并没有把“贞洁”放在与人身安全同

等重要位置，即只有针对危害人身安全的侵害，才有无限防卫

权。虽然亿万中国人认可保卫名节有充分的理由杀人，但这并不

为中国现行的刑法所接受。这是现代法治理念和亿万人认可的传

统冲撞。

《刑法》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

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

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学理上

对此有着不同理解——“无限防卫权”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还是只要是都适用？但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前

者，即“无限防卫权”应与犯罪危害性相匹配。本案中，死者的

侮辱行为很难说构成，也不能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在

现代法治语境下，邓无疑是防卫过当，构成犯罪。这几乎是司法

专业判断的共识。

貌似强大的民意，如果脱离了专业的知识支持，很容易被

“愚弄”。此案舆论沸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邓玉娇竟以“故意

杀人罪”被立案，舆情无法接受。后警方确认邓玉娇“防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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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少人欣喜若狂，以为警方纠正了“故意杀人”的冤案。

事实上，“防卫过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只是犯罪构成的

一个方面；按刑法理论，防卫过当即构成故意犯罪，而不是过失

犯罪，即邓只能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从她连刺4刀，其

中两刀致命的角度看，依司法实践她还是会定“故意杀人罪”，

也就是说警察根本没有改变本案定性！由是反推，若当初警方在

通报中回避“故意杀人”罪名，代之以“防卫过当”，就可避免

触发舆论的地雷。

又如在此前的杭州飙车案中，激愤者主张以“过失杀人罪”

追责，以为那是一个严重得多的罪名。事实是，在小区里发生的

交通事故，就是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论罪的，它的刑罚并不比

交通肇事更严重。政府如果掌握“公关技巧”，就很容易“疏

导”、操纵民意。

“全民陪审团”能带来正义吗？基于上述话语紧

张，以及现实法治让普通老百姓的失望，从许霆案以来，舆论空

间中有着一种天真、固执、集体无意识的预设——现行司法体系

是靠不住的，法律专业人士早已投靠既得利益集团，出卖良心，

只有“全民陪审团”代表人民执行公正。甚至有人直言：如果一

个法律跟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判决。

这是把陪审团想象成了全民公决，错误地把“民主诉求”强

加到司法头上，是民主饥渴症和对现实司法失望下的“司法民主

臆症”。世界上审案子没有靠全民公决的！事实上，执此主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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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把自己定位在法官的客观第三立场，而是沉浸在“受害者角

扮演”中，动辄对别人发出“如果受害的是你的亲人，你会怎

么样？”的道德责难，已经偏离了最起码的“自己不做自己法

官”的程序公正。

即使英美式陪审团制度，也不可能是某些中国人想象的“多

数人的正义”，更不是“众公审大会”。在法官的专业主持

下，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代表一般人的普通理性作出判

断。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件，陪审团的意见就跟最广大人民的意

见相左。“陪审团”代表民意一说，只是中国人从此案现实需要

出发对彼岸的幻想。

在中国民主化还是一个漫长议题的背景下，提“司法民主

化”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乃至破坏。中国法治之路一直在震荡，

在前任肖扬法官任期内，强调了司法专业化，但最近最高法提出

“三个至上”，把人民满意和遵守法律提到相同的“至上”位

置，可看作是法治改革面对合法性危及，寻求民意资源。

没有政治民主作为前提的这种所谓“司法民主”，只会破坏

近年来中国法治专业化的积累，让民意浪费在个案的自相矛盾的

干涉当中。任何人在未被依法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但在判

决前之所以要把一些嫌犯“抓起来”，目的不是对其预先处罚，

而是嫌犯可能继续为非作歹，销毁证据，乃至远走天涯，所以刑

拘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若嫌犯不存在阻碍司

法程序的可能，就没有必要抓人，而是可采取取保候审。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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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法治理念，很多人是接受的。比如云南省“躲猫猫”案件

中，农民李乔明因为盗伐林木被刑拘，蹊跷地死在看守所里。当

时论者指出：依现代法治精神，此嫌犯完全没有必要刑拘。但在

杭州飙车案中，在事故当天责任尚未查明，是否涉及刑事犯罪都

没有弄清的情况下，依法并不能对肇事者刑拘，而这种合法行为

却成了杭州警方的罪状——大家似乎忘了“无罪推定”，沉浸在

对“富二代”的阶级仇恨当中了。

两大法学派斗法邓玉娇案论战的最精彩之处在于，

几位法学教授同室操戈，体现了走何种法治之路的学理冲突。论

战中引起公愤的“反面人物”，是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他撰

文指责邓玉娇的律师有违职业道德，企图利用舆论干涉司法，并

援引了美国这种法治较为成熟国家关于司法和舆论的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萧翰副教授指责高一飞作为法律人士丧失

对“弱女子安危”的关心，“讨好官方、助纣为虐”。并指出，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量条文是

基于敌我思路，而不是基于保障公民权；中国法律学者弄不懂这

个，就是“不懂法的精神”。

很自然，高一飞被民众唾骂，萧翰受到民众推捧。如果说

高一飞教授还有要求律师协会处分邓玉娇原律师的“告密者”

之“道德污点”的话，那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仅从法

律角度谈邓玉娇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即遭到无数人谩骂，这说

明什么？其实，以上几位都受过专门的刑法教育，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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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知道：在现行法律下，邓的确构成犯罪；同时双方也非常清

楚，这个专业判断民众绝不会满意，而且民众愤怒并不是针对此

案，而是长期受到公权侵害积累下来的，这只是一个发泄渠道。

如果可以安一个帽子的话，那萧翰就是代表“自然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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