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关于北大“德怀门”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关于北

大“德怀门”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所谓北大“德怀门”事件，咱们在做有关各类制度性反思之前，

似有必要对该事件进程做个简单的回放——

2004年7月9日，河海大学讲师甘德怀投书《新语丝》网站，披露了

自己的北大考博遭遇。据其所诉，甘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

向，导师是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甘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而且是唯一

过了研究生院确信的复试资格线的考生。但甘迟迟没有收到复试通知，

直至他自己给法学院办公室打才被告知四天后进行复试。复试时另外

两名成绩未能达到复试资格线的考生也参加了复试，其一为北大的法

律硕士艾佳慧，另一为去年考过周旺生教授的博士的何远琼。参加复

试的教师共有三名：朱苏力、周旺生、强世功（迟到约二十分钟，错

过了甘德怀的答题），由朱苏力本人担任记录工作。复试开始后，朱苏

力对甘、艾二人提了一样的问题，对何没有提问。强世功对三名考生

均未提问。期间朱苏力接听两次。第二天，甘即得知自己未被录取，

尔后他多次朱苏力和谐未果，便向北大纪委投诉。近两个月后，北

大纪委、研究生院和法学院终于给了一个维持原录取结果的口头回答，

没有给书面回答。[１]

7月12日，朱苏力亦投书《新语丝》，就此事做了说明：他对艾佳慧

仅仅熟悉，但不熟悉；法理学专业因考生笔试成绩普遍偏低，故将面

试资格线下调；强世功确实迟到，但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那么，这

并非阻碍面试成绩的确信。[２]

7月21日，《东方早报》就此事专访朱苏力。朱辩称“我没有不遵守

制度，恰正是制度给了我如此的权利”，并宣称自己有三到四个招生名

额，但只收了一名博士生。[３]

7月27日，《新京报》就此事专访朱苏力。朱表示不欢迎甘德怀继续

报考自己的博士生，同时宣称自己虽有三个招生名额，但宁愿空着一

个名额，也不能招收自己以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不然既是对学

术不尊重，对自己不老实，也浪费了国家和老百姓的钱。他还向记者

说明自己十几年来没有招收过一个在职生或领导干部。[４]

但随即有网友揭露：艾佳慧的论文指导教师是朱苏力；她的一篇获奖

论文《司法裁决书中“双高”现象并存的另一种说明进路——对辽宁

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经济纠纷裁决书的体会研究兼与、

柯荣住两位先生商议》受到朱的高度评判，朱称这篇论文“展现了法

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是一篇超卓的交叉学科研究论文。”第二，

这次朱苏力招收的博士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除艾佳慧、何远琼外，

还有一个龚文东，这人是北大法学院的副院长、工会副主席，没有参

加复试。[５]

此事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除众多化名网友外，亦有几位知名学者

就此发表了评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许纪霖、秋风、方舟

子、邓正来等人。

有些知识分子强调该事件是不合理的招生制度与更为合理的招生理念

的冲突结果。许纪霖在《“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说：“问题的核

心，不在于所谓的‘程序不公正’，而是目前的博士招生和培育制度的

内在错位所致。……公众们反思的目光要从个人转向制度，从表面的

程序规那么转向核心的实质制度。”[６]

秋风也以为“朱教授可能是一名用心良苦的改革者，他试图冲破僵化

的考试模式，选拔真正可资培育的人材，因此，关于现有规那么，他

已然丧失了尊重，而自我授权廉价行事了。而甘德怀却是一名认真而

资讯闭塞的学生，他真诚地相信规那么仍然是有效的，而且依照那样

的规那么安排自己的打算。于是，两人的预期发生错位，而且都落空

了。”[７]

方舟子那么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个考博事件的关键不在于什么缘故甘

德怀通过了初试却没有被录取，而在于什么缘故艾佳慧没能通过初试

却破格参加了复试，而且被录取了。”[８]“这全然不是如何慢慢完

善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遵守规那么的问题。”[９]

邓正来问道：“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咱们在决不能采取‘差额制’的情

形下执意要启动‘差额制’？”[１０]“什么缘故在直面学术界自身

问题的场合，咱们想听却听不到了学术界人士像其在其他情形中那样

以其真实身份而发表的那些令人颇受启发的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

[１１]该事件“实是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利‘玩弄’或‘运作’这些制

度的博导们与那些隐藏在‘消声之幕’背后的各式人等进行交易性的

‘共谋’所致——后者中既包括长期忍声吞气的考生、包括那些预备

来年参加博士生考试因此不敢发表自己观点的学生、包括那些具有批

判能力但却熟视无睹的知识分子们，固然也包括那些往后有可能‘运

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１２]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大校方关于此事的态度。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同意记

者采访时宣称：“北大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慢慢淡化研究生选拔笔试成绩

的权重，并预备在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中慢慢取消笔试。”[１３]

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那么表示，学院招生属于学术性的问题，关于专

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应由法学院处置，行政治理人员对此可不能过

量行政干与。[１４]

所谓“德怀门”事件，显然并非一路简单的招生事件，而是让咱们再

一次看清了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各类问题。无可否定，此事之因此引

发公众关注，一个要紧缘故确实是朱苏力的身份。作为一名闻名的、

有阻碍力的法学家，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关于现有制

度、关于程序的鄙视令人震惊。一个社会若是连法学家都如此罔顾制

度、鄙视程序，那么还能指望谁来遵守制度、遵守程序？

正是在不久前的刘涌案中，法学家们给咱们上了“程序违法致使实体

无效”的一课。这一次朱苏力想用“我是超级认真对待它的”、“结果

是公平的”和此刻的招生制度“不太合理”[１５]来为自己的程序失

误做辩护，但他忘了自己说过：“法律在今天日趋强调遵循规那么的‘程

序正义’而不是重视案件真相的‘实质正义’。”[１６]“程序从来不

是完美的，不可能输送令每一个人都中意的结果；可是若是因为这一

点，就拒绝已经协商确信的程序，那么就永久不可能有程序，没有制

度的积存和完善；程序能够修改，而且应当修改；但一样说来，若是

没有重大的必需即刻修改的错误，那么咱们就必需勇于承担起经由自

己曾认同的程序取得的自己不喜爱的后果，因为程序是重要的，因为

制度是重要的。”[１７]可见法学家不是不明白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可

是，程序公正仅仅停留在学问的层面，并非标准其行为的准那么。真

正对行为起作用的仍是那些深切骨髓的东西，朱苏力本人的学术观

点――强调本土资源――说的也正是那个问题。

“德怀门”事件所暴露的深切咱们骨髓的东西是什么？那确实是社会

整体性的缺乏程序理性、制度理性、形式理性。尖锐批评朱苏力的网

友们有几个敢说自己从来都遵守程序和制度――这也正是很多人为朱

苏力叫屈的缘故：情形比他严峻的多的是。指出这一点不是要为朱苏

力辩护，是要说明轻忽程序、制度和形式绝非单纯的个人品格问题，

而是咱们那个社会的整体性弱点。何况，那个弱点不是没有文化本源

的，咱们乃至能够将其上溯至《易经》的“变易”和《老子》的“以

柔克刚”。诚然这种独特的进展观与辩证观就古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而言

是奇峰突起，但咱们更应该看到它们关于中国人行为处事的庞大阻碍：

有哪个中国人不明白用“变通”的手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从孔子

那里，中国人又学会了“为尊者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

些才是活生生起作用的中国人的“人一辈子哲学”。任何没有看到这一

点而鼓吹“中国文化的振兴”者都无异于盲人摸象，他们全然没有看

到程序理性、制度理性和形式理性的缺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

后果：在学术方面，如此一个先天不足不仅使某些具体学科如形式逻

辑无法产生，而且使整体的学科建制亦告阙如――咱们自称是“文史

哲不分家”；在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即便达到了正义的结果，制度

也永久是缺失的一环――在古代人们靠的是青天大人的尚方宝剑，在

现代靠的那么是“领导指示，特事特办”。在这种社会气氛中，咱们应

该做的究竟是从头培育公民的程序理性、制度理性仍是以儿童读经来

增进“中国文化的振兴”？咱们怎么能够一边批评朱苏力的门生们“为

尊者讳”的做法，一边看着咱们的小孩囫囵吞枣地背诵《论语》？

本来，法学作为一门完全由西方引入的学科，再加上其研究对象的特

点，它应该是最为讲究程序理性和制度理性的一门学科，但这次恰恰

是一名闻名法学家的所作所为暴露出中国社会的“变通”传统是如安

在现代中国人身上起作用的，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缺乏程序理

性和制度理性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而中国知识分子领域的灾难深重又

到了何种程度。

说中国知识分子灾难深重，除上述的缺乏形式理性之外，还因为另一

个一样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朱苏力在同意报纸采访时所流露出的道德

优越感。其辩护者也将他刻画为挑战旧制度的堂•吉诃德，并用

朱苏力的个人道德及良好动机来为其程序上的“瑕疵”辩白。可是，

道德能够为程序失误辩护吗？是不是有了道德做什么都是能够被原谅

的呢？很多在攻击平民时心中怀着的也是关乎民族和宗教的

伟大理想，他们也以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明白什么关于那

个世界是最好的。道德优越感对那个世界犯下的罪孽还不够深重吗？

就知识分子而言，道德优越感往往遮蔽了对自身的反思。在以孙志刚

案为代表的许多案件中，咱们看到的是“铁肩担道义”的法学家，而

这一次的“德怀门”事件，咱们看到的却是失语的法学家。批判仅仅

指向外部，缺乏自省与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还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更何况，这种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道德优越感并非等于真正的道德。

在中国现有的与官僚制度相勾结的知识制度中，学者们是不可能葆有

道德的。朱苏力面对甘德怀的质疑举起了“学术自由”的大旗，但在

副院长免复试被录取时，这面大旗轰然倒地：学术自由面对官僚制度

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朱苏力在同意《新京报》采访时也说道：“若是对

国家、学校利益重大的情形，例如说港台学生、外国学生、高校师资

培育、西部地域人材培育等，我也会依照学校的规定‘开恩’。但这事

实上都得按正常的程序进行，完全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问题。”[１

８]在面对势孤力单的个人时戴上“学术自由”的堂皇冠冕，在面对庞

大且握有实权的官僚体系时那么弃“学术自由”如敝屣，这究竟是道

德，仍是不道德？面对不同考生采纳不同标准的学者有何诚信可言？

而缺乏诚信的学者，又有什么资格奢谈扩大博导的招生权利呢？

说到那个地址，一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学术到底对什么负责？几乎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宣称“为学术而学术”，但透过“德怀门”事件，咱

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学术乃至不是为政治的，中国的学术是为

官僚的。学者手里把握着属于公共资源、却由官僚体系授予的学术权

利，他们固然要用这一权利为官僚效劳。

中国的大学制度从未试图掩盖这一点。学者是不是对学术负责、是不

是对公众负责，这都没关系，他们只要对校长书记负责就能够够了（同

理，校长书记也只需要对上级领导负责）。不管是剽窃、评奖舞弊，仍

是利用国家的教育资源进行权利寻租，哪怕被公众和媒体所揭露，只

要校长书记不发话，他们就完全能够不睬睬媒体上的“口水仗”，照样

当教授博导；或干脆返身寻求官僚体系的爱惜，北大校长和党委书记

关于法学院院长的回护，明明白白地彰显了官僚制度与学术制度的利

益一起关系。

有些知识分子撰文强调招生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现行的博士招生制度确实存在专门大的问题，但第一需要改革的，并

非博士招生制度，而是整个大学体制，是与官僚制度相勾结的知识制

度。不去除学者头上的官僚爱惜伞（同时也是束缚），他们就永久无法

成为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什么学术自由、学术良心、诚信，就永久

都是一纸空文，就永久无法落实为属于知识分子的特质。关于一个学

术不自由、知识不独立的社会，咱们早已有了太多的历史体会。

知识制度不单单是知识界自身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大学制度

有专门大一部份是教育制度，担负着培育公民的重任。那么在大学–

官僚制度下教育、培育出来的会是如何的公民？北大书记在同意《新

京报》采访时表示：北京大学有199个博士专业，作为一个学校，不

可能处置每一个具体事件。[１９]若是那个学校有幸培育出一名总理，

是不是也会说“中国这么大，我不可能去关注每一名农人的生死”呢？

因此，知识制度的改革是整个社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若是咱们感

觉时刻紧迫，那么不妨从国外移植一套适合的知识制度过来（比如打

破公立大学的垄断，鼓舞私立大学的进展），然后再进行学术精神的基

础建设：良心，诚信，创新……等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自觉遵

守知识制度，才有资格对其它领域的制度及遵守发表评论，从而在公

共的层面上成立起制度理性的普遍共识，再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制度

化与民主化。

最后，从“德怀门”事件目前的结果来看，公共空间的建设，仍属当

务之急。朱苏力在抛出一份倍受质疑的声明以后便从网络上销声匿迹，

转而在纸质媒体上宣称这是一场无谓的“口水仗”，其门下门生更是振

振有辞：“网络社会不具有法庭或（依合法程序成立的）独立的事件调

查委员会那样的权威，朱苏力没有义务要到网络空间中向网民们澄清

事实，或是对‘指控’做出答辩。”[２０]至于北大校方的表现，将其

官僚本质原形毕露：就像审计风暴中被曝光的国家部委一样，面对公

众和媒体的责难摆出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面孔。上述各类都令

曾在孙志刚案中看到公共空间一丝曙光的网民们既愤怒又失望。如何

才能使公共空间在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之外，还具有监督的成

效，这是“德怀门”事件引发咱们试探的又一个问题。

公共空间立足于作为国家权利对立面的市民阶级，其前提是受过教育

和知情的公众有能力形成某种意见，公众针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利进

行批判和监督，通过公共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并组成潜在的立法资源

（什么是本土资源？这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要让咱们的网络成为真

正的公共空间（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网络因其易进入性和不易受操纵

性，较报刊、电视等受“精英”把持的传统媒体加倍全面也加倍公正，

因此更具有成为公共空间的品质），要让公共空间的舆论监督真正起作

用，咱们在形成市民社会、产生公众舆论、提供立法资源等方面都有

大量的工作亟待展开，而不是坐等“改革的春风吹进大学校园”。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关于这次“德怀门”事件，咱们的批评并非针对

朱苏力个人，而是希望通过如此一枚标本来剖析中国知识界的各类痼

疾，如能因此而推动中国大学制度和知识制度的改革，那么幸甚。

注释:

[１]甘德怀：《我的北大考博经历》，见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专栏

“朱苏力事件”。

[２]朱苏力：《关于甘怀德同窗面试情形的说明》，出处同上。

[３]《朱苏力回应“甘德怀事件”：不录取他是一个正确决定》，载《东

方早报》2004年7月21日

[４]《朱苏力：这次面试我问心无愧》，载《新京报》2004年7月27

日。

[５]以上说法都可见于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专栏“朱苏力事件”。

[６]许纪霖：《“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７]秋风：《规那么转换时期的正确与正义》，

[８]方舟子：《北大法学院的诚信危机》，见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

专栏“朱苏力事件”。

[９]方舟子：《从“法学院最不守规那么”提及》，出处同上。

[１０]邓正来：《中国博士招生制度必需改革――“我的北大考博经

历”读后》，

[１１]邓正来：《咱们对社会生活“言说”的合法性――再论“苏力

招博事件”》，

[１２]邓正来：《对一种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谋”的追究－－三论“苏

力招博事件”》，

[１３]《北大酝酿取消研究生笔试》，载《北京晨报》2004年8月5

日

[１４]《北大考博将进一步标准》，载《新京报》2004年8月5日

[１５]同注4。

[１６]朱苏力：《今世中国法律中的适应――一个制定法的透视》，

[１７]朱苏力：《珍爱学术事业——在“长江念书奖”颁奖大会的讲

演》，

[１８]同注4。

[１９]同注14。

[２０]沈明：《一名朱苏力的博士生对“甘德怀事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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