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主体研究论文(全文)

经济法的主体研究论文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我们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的是在归纳概括现实中各种

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

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

国内部分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习惯性地把经济法主体混同

于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区别，而忽视

了经济法主体的特别性质。[注1]目前国内学术界很少有将经济

法主体资格取得者与经济法律关系参加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全面

论述。因此，目前国内学术界给经济法主体下定义时也就相应存

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其一，是过于强调GJ在经济法律关系中

的重要作用，将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简单定性为GJ经济治理

关系，并机械地规定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只能是GJ，有意

识地缩小了经济法主体的范围，与实践中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驱

使下，借GJ之名干预经济过于泛滥的非正常现象“不谋而合”；

其二，是认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一定由经济法本身设

立，而依据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维模式，推导出任何具有独立

人格的法律主体（特别是公民）都可能成为经济法主体，这实际

上是泛化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

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

1

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

第一种倾向过分提升了“GJ”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而

没有考虑到GJ主体比较抽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种角，（如

GJ资产所有者、具体经济关系参与者、宏观经济调控者、维护

市场竞争者、经济监督者等角）需要不同具体主体加以代表，

造成了认识上对“GJ主体”的定位偏差。实践中，当非GJ主体

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GJ主体“合法权力”侵害时，其救济方式

往往被剥离为互不联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现原告主体因

同一事由在民事诉讼中间或胜诉，却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的戏

剧性场面，甚至会出现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诉无门的情况。这种

“GJ”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法律非公即私的观念：经济法顺理成

章地在实践中被划定为纯粹的公法，公法的执行主体又怎能被私

法主体随意告倒呢！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GJ”角

的不同性质而拟定不同的法律对策，就会导致实践中本已十分缺

乏的、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等保障措施流

产。仅在抽象层面上使用“GJ主体”这一概念其实质就是无视

公私因素融合的经济现实而把经济法定义为“公法”，这种倾向

无法解决实践中屡禁不止、亟待解决的地方保护问题和行业部门

行政性垄断的问题。

第二种倾向，由于引进了太过宽泛的法律人格概念，会使我

们无法理解个人在经济法主体中的正确位置。实际上，没有相应

的经济法律规范的规定，个人是不能随便成为经济法主体的。具

1

体地说，一方面，个人作为经济法主体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角和

条件，因为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注2]不同

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质，不同意当事人随意创设经济法上的权利义

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规制的重心是经济力量强大的组织而

非个人，这从经济法现象产生之初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的面目出

现便能看出来。[注3]一般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能够承担的社会

责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过民事规范对其经济利益加以

维护，只要求他们承担与其行为限度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

组织性要素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需要GJ意志涉入，以实现社会

公共利益时，GJ才有从经济法层面对某一类个人的经济行为进

行规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对税收关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

入类型的个人规定不同的税率以实现GJ有组织的资源再次分配

职能；再如法律对公司内部经理、董事竞业禁止加以明确规定以

加重公司的社会经济责任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

会责任权利＋义务主体。据此，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静态角

度和动态角度，展开对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这是由经济法主

体的“经济利益性”、“纵横统一性”、“责任优先性”等本质属性

和“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层级性”、“角的变动性”等外部

特征决定的。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

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给予不同资格

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1

（二）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特征

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

的本质属性：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

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

不论GJ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

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操纵该类主

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其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

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

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或者居于治理者，或者居于被治

理者，也可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对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法主体来

说，如第三部门主体，这几种角因素可能天然地集于一身，不

能简单割裂开来对待。

最后，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

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GJ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

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这

里的社会责任，从法律层面上，包括了以行政法、民法、刑法等

调整方式为主的综合责任体系，但又不仅限于行为责任。社会责

任的提出，意味着任何经济法主体在行使权利（力）的时候，必

须同时意识到如果滥用该权利（力）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

会责任感将内化于每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中。

1

因此，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表现在其外部特征上，同样存在着

大致对应的三个方面：第一，范围的广泛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

经济法主体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这是主体经济利益性的外在化

要求：通过对每种经济利益都有数种具体经济法主体加以代表、

维护和追求，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和谐进展，才能最终达致经济

法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二，地位的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性和层次性并不是完全等

同的概念，层级更强调纵向位阶与横向位阶的统一。我们在理解

经济法主体层级性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地位“不

平等”并非行使GJ权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据主体各自应

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经济法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话说，就是要“以责定权，以责定利”。

[注4]如果只看到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治理和被治理的关系，

而忽视了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便会有本末倒

置的危险，动摇经济法主体制度存在的基石。

第三，角的变动性。就具体的某个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

其在不同经济关系中“角”的不同，也令其主体外在类型和内

涵发生着各种交错和转换，比如一个主体既可能是经营者（相对

于生产者而言），或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又可能是竞

争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或者被调控者、被规制者（相

对于政府而言），甚至是经过授权的行业治理者（相对于本行业

其他经营者），等等。这除了是由经济关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所

1

造成外，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才是主体

具有角变动性的根本原因。

经济法主体范围广泛，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是实现经济自

由和进展的保障；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对等，具有层级性，又是保

障经济秩序和稳定的需要；经济法主体角的变动性，则充分体

现了经济生活对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和谐互动的一种需要，以及法

律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努力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的原因。

二、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新兴的现代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

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进展。

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

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

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

理论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

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

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

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

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研究，

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

中功能受限等问题，[注5]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进展。

ZG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

1

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展起来的。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进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

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影响GJ控股

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

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

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进展历史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

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教育下，其制

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

代性认识不足，[注6]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

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

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纳“范式”（模式化）的

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

，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

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

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

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

——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就容易让

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

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7]但又与其相区别，经

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

1

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

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

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

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

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

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

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8]同时，

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

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

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

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

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

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治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

更简略地划分为治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治理主体自然包含

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GJ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

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

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

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GJ经济治理领域，以自

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

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1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GJ主体”在经济

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

“GJ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

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

一辙。[注9]关于“GJ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

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

中也并非永远处于治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

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

将“GJ主体”以治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

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

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

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治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GJ主体轴

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

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

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

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

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

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操纵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

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

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

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

1

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

经济整体的可持续进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

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

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

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法制轨道，否

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

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

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

续、协调进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

法调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

点和灵魂所在。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

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错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

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10]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

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

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

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

“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

会法”之争。[注11]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

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

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

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1

因此，凭借这种全面的、创新的视角，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

法主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研究经济法调

整对象和本质属性的传统路径之不足，[注12]到明确经济法的

定位、验证经济法独立性的新突破口，最终建立和拓展实现经济

法在实践中功能和价值的有效途径，把经济法真正从“应然”的

众说纷纭之法转变为“实然”的主客观统一之法。

三、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够,使现有

的对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对经济法主体的固有本

质的基础之上。因此已有的对经济法主体所进行的类型化,无法

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概括和

抽象。经济法主体的归类体现了经济法和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开

始有了经济法的彩和内涵。有人指出,经济法的主体可分为宏

观调控法的主体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前者分为代表GJ进行宏

观调控的主体和承受GJ的宏观调控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承控

(受控)主体。后者分为代表GJ对市场经济进行治理或规制的主

体和在市场经济中接受GJ的市场规制的主体即规制(治理)主体

和受制主体(市场主体)。谢次昌教授把经济法主体分为治理主体

和实施主体,并且认为这两种主体的划分是相对的。李昌麒教授

则认为经济法主体应分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治理主体和经济实

施主体。漆多俊教授的几种分类方法里,有一种就把经济法主体

1

分为GJ经济治理主体和被治理主体。史际春等认为经济法主体

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治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较之此前的研究,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对主体进行分类时,不再简单的对经济法主

体做外部性的描述,而是逐步的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特征上的

抽象,基本上是在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相一致的前提下,按照“决策

——实施”、“治理(规制)——受治理(受制)”、“治理——(参与)

经济活动”的模式展开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但是,这些观点的

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就“决策——实施”模式来看,由于在行

政法的实施过程里,也有就某一特别事项作出决策并实行,因而在

行政法律关系中也有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而且,就实施一词的意

义来看,实施通常是主体积极的、主动的行为,而在经济法律关系

中,对于大多数的非GJ主体而言,他们履行的多为消极的不作为

义务,因而这一模式不能涵盖经济法上的全部主体。而“治理(规

制)——受治理(受制)”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长期的法律实践中,

“治理”一词被视为行政法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的代名词,而

被习惯性的用于行政法中而成为行政法的常用用语。经济法和行

政法的难以界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难以准确界定“治理”

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把GJ对经济的协调和干预等都视为GJ

对经济的治理,进而也就认为,既然GJ对社会经济的行为是治理

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因此,经济法在事实上就是行

政法,充其量也就是经济行政法。所以把经济法主体放在“治理(规

制)——受治理(受制)”模式下加以归类,本身就没有能够区分经

1

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无法为经济法的独立性到主体独特性

的依据。而“治理——(参与)经济活动”模式的缺陷在于其内涵

和外延的过于狭窄。

我们认为,由于经济法的特征在于协商性和他所体现的利益

的整体性,对经济法主体的归类就要体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商

和相互关联性、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单

向的、治理和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联动的和互动的关系,经济法

律行为是一种利益关系范围极为广泛的、民主性和体参与性极

强的活动,我们要从经济法主体所参与的经济法律行为和法律关

系本身来考察经济法主体本身。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在

体现利益的整体性的基础上,还存在GJ对经济干预所在领域的不

同而存在基于整体利益的不完全相同的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

系分别是GJ在对市场的治理中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

和GJ在宏观调控中和参与在宏观调控的其他主体之间产生的法

律关系,前者我们称之为微观经济法律关系,后者我们称之为宏观

经济法律关系。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以微观和宏观来界

定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指经济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利

益的对象的多少,而是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领域的法律关系,我

们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也是从

这种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经济法主体也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

观经济法主体两类。

微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市场治理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

1

的主体,就微观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在市场治理中往往涉及市场

中的各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和GJ对市场的治理,这就需要区别

平等的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具有治理和被治理关系

的微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首先,在市场的运行中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不必定就是经

济法主体或者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加区分

的一律归类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主体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认

为,区分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主体的唯一标准就是,参与经济活动

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体性、公共性。主体是否具有平等性不

是经济法主体有别于民法主体的根本标志,经济法主体中的市场

参与者,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经济法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唯一

区别就是利益范围的大小。民法的产生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产生

的,人们之间的民事交往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必定,人们之间在生产、

交换生活过程中,不断的约定俗成,形成习惯,并具有约束力,以致

有了GJ之后,上升为法律,这就是民法。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

对个人权利的极大限度的保障,在民法制度体系下,GJ所扮演的

角就是个人利益冲突的裁判者,GJ并不是对经济活动置之不理,

只不过GJ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在于事后的裁断而已,GJ以事后对

冲突进行法律上的推断、制裁来促使个人利益在民法体系下自由

成长,并最终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积存;而经济法是在生产的高度社

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从而使纯粹的市场调节

机制面对极端的个人利益追求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日益

1

显得无能的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的产生却是一种自觉的过

程,GJ的意志在该部门法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GJ凭借其权威力、

强制力,调节、干涉自发的经济活动,幸免其产生的弊端”。经济法

对市场所进行的规制,GJ不再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市场经济主体把

矛盾和冲突交由自己裁断,而是积极的运用GJ力量加强对市场的

治理,GJ已经不只是市场秩序的恢复者,而是市场秩序的建设者,

而且他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后者。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另一个标志

就是GJ的主要职能在于防范市场的混乱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混

乱的修正,在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中始终存在GJ主体,而且GJ主体

加入经济法律关系的时间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存

在真正意义上的GJ主体,GJ并不以有别于其他主体的资格加入

到民事法律关系中来,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关系被扭曲后作为裁

判人加入到对恢复关系的关系中来,但这时的GJ已经不是我们所

讨论的意义上的GJ,而且,这时的法律关系也是诉讼等法律关系

了。

宏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宏观调控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

体。就宏观经济法主体而言,则只需要区分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

政法律关系主体就可以了。在经济法地位的独立性的长期的争论

里,宏观调控这一GJ行为的性质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赞成经济法

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把GJ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视同为行

政行为,从而把参与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等同为行政法

律关系主体。这种观点,显然混淆了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

1

关系。我们看来,宏观经济法主体所参加的社会关系,是不同于行

政法律关系的,GJ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和GJ的行政治理有显

著区别“经济法所调整的,GJ经济调节关系,不同于行政治理关系。

GJ行政治理有时也涉及经济领域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内容。这

一部分行政治理,也可以称为GJ经济治理。但作为GJ行政治理

的这一部分经济治理,同经济法所调整的GJ经济调节关系,在治

理的目的与任务、治理内容和深度、治理方式和手段等等方面均

有不同。”行政法虽然也可能涉及经济内容,但是,行政治理的基本

价值取向完全有异宏观调控的价值取向。前者是GJ为了维护社

会、治安或政治秩序,保证GJ行政治理职能的实现,而后者则是

GJ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进

展。行政治理法律关系的主体,通常是一对一的关系,不仅GJ作为

一方主体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行政相

对人也是固定的,具体的主体只能够提起具体的权利请求,而不能

由其他人就同一的权利义务提出主张;而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主

体,尽管GJ也是作为主体的一方无可争议的参加到经济法律关系

中来,但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主体,却因为宏观调控涉及的

利益的广泛性,从而导致经济法权利的享有主体的不能确定性。

这是宏观调控显著区别于行政治理的地方。可以说,宏观经济法

主体和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GJ始终作为法

律关系主体的一方,而是在于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内容。

在市场运行中，从抽象层面看，经济法主体有静态和动态两

1

种角度的分类。

所谓静态主体分类，其目的是要揭示预设主体的社会关系，

即主体相互利益关系和总体构成；而动态主体分类的目的则是要

揭示主体的行为，即主体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能。

一方面，抽象经济法主体的静态基本分类是：GJ主体（政

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通过此种分类方式，有

助于我们理解经济法对这三大类主体从总体上采取“区别对待”

的原因，它们是三大利益代表体、也是经济法主体的三大社会

本源。

所有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最终都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

实现为目标，但由于地位和角的差异，它们各自实现公共利益

的途径是不同的。比如对GJ主体来说，更多地是由政府凭借GJ

权力来实现资源分配，包括各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因为政府权力

具有扩张性，所以应当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不应让其超越

一定的范围；对市场主体则以维护权利、促进权利的实现为主，

并对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利加以平衡协调，通过市场主体对自

己利益的追求间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中间层主体则以鼓

舞扶持外加适当限制为主，一方面令其代表GJ行使部分GJ主

体的职能，另一方面则从法制层面加强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信

念和力量。

其次，市场主体之间仅仅在私法层面具有抽象的平等性，实

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对抗，以及因

1

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引发的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这些都属

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畴。尤其在垄断组织或特别企业形态中，由于

涉及经济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等问题，需要GJ意

志根据实际情况介入以加重其义务和责任。因此市场主体并不能

等同于市场规制法主体，与后者是一种交叉关系，其中包含有不

需要由经济法调整的私法意义的平等经济关系主体，也不能涵盖

市场规制法中存在的市场监督治理主体等。

最后，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新近

涌现出来的经济法主体落，它们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有

着紧密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角转换，是实现社会公

共利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正在逐渐形成中，

其具体类型同样十分复杂，并非都能把它们理解为单纯的社会公

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目前社会中间层的提法尚有其局限性，应

当在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中加以详细区分。

另一方面，为弥补这种静态分类的不足，还有必要从动态的

角度入手，将经济法主体进一步分类为：生产主体、交换主体、

分配主体和消费主体。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制造增量利益的过程，需要

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需要以经济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经济正义表

现在生产环节、交换环节、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就是生产正义、

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尤其以分配正义为核心，这使

我们分析市场经济中的四类传递社会资源的利益“流动”主体具

1

有了深刻的意义。当然，这种分类同样需要从抽象层面上观察才

能彰显其意义，与前面所说的静态分类不存在谁包含谁、谁主导

谁的问题，构成我们认识主体的相互补充的两个不同角度。

动静结合的经济法主体基本分类标准可以让我们发现，经济

法意义的法律关系的产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

的形成、维护和实现进行的，如果离开这个主题，那么所谓市场

主体（比如经营者）、经济行政主体（比如地方政府）和社会中

间层主体（比如市场中介）或者生产主体（如生产者）、交换主

体（如经营者）、分配主体（如政府机构）和消费主体（如消费

者）进行的各种“经济”行为什么时候应该属于经济法调整，什

么时候应该属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调整就会显得难以区分。经济利

益是永远不变的，但利益主体却因其社会角发生着不停的变化，

唯此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进展。

总之,通过对经济法主体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的

认识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更深入的了解经济法律规范

的实际运行机制。

注释：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对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两个

概念加以区分是有道理的，但其因此淡化经济法主体概念而强调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提法则值得商榷。经济法主体是比经济法律

关系主体外延更加宽广内涵也更加丰富的概念，本文对经济法主

体的性质随后将有论述。

1

参见前引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P65－66。

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P7

－9。

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ZG经济法教程（第三版）》ZGRM

大学出版社1999年P65。

这种情况也可称为“缺位”，参见拙文《论我国经济法的缺

位及缺陷弥补方法》，我国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缺位现象，

表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无庸讳言，这些问题

是跟人们对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分类认识不清息息相关的，其中

尤其以人们对政府主体的角定位不明确对实践干扰最大。

参见拙文《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经济法

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话，而是现代社会之法，我们不应当过于关注

其产生源头而忽视了其随现代社会进展“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

经济法所彰显的价值体系也非套用传统法律理论能够阐明的，这

种价值体系是带有层次性的，以和谐为核心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

系统。

参见刘溶沧李茂生主编《转轨中的ZG财经问题》ZG社会

科学出版社20XX年P103：“法人制度……本身只是一种中介的

而不是最终的所有权，离开了发起和组织法人并为法人财产真正

承担风险的那些最终所有者，法人既无从产生，也无法真正生存。”

这里的“经济责任”概念已经与一般的法律责任有了明显区

别，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ZGRM大学出

1

版社20XX年P118－121。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1999年P86。

[10]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包含纵横因素的经济关系理解

为纵向的行政治理关系和横向的民事竞争关系的叠加，这种经济

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成为了不属于由原来行政法和民商法调整

的新的社会关系，参见安旻《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

若干基本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年第2

期。

[11]当然，经济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法律科学，适当的论战与

争鸣是有利于经济法理论与实践进展的，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进

展的历程，不过时至今日经济法研究依旧难以脱离过去那种分歧

多统一少、基础理论各成体系实践却少有应用的进展怪圈，就值

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了。

[12]比如过去学术界一提经济法的本质必谈法的阶级本质

和社会本质的模式化套路，就对建立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

少有裨益，参见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教学参考书》ZGRM大学

出版社20XX年P19－2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