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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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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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一样，中国也有一整套对世界有影响

的法律思想体系，并形成了理论体系完整，制度健全和极具包容

性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这个法系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周边的

领邦，在西方资本主义开展初期，“向中国学习〞曾经是西方思

想界的实际行动。那时的中国，与今日美国政治制度对世界的影

响不相上下。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数度指出：

“中国政治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

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华法系的否

认也日渐强烈。指斥这一法系落后、野蛮的声音此起彼伏，改革

之举措亦层出不穷。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的同时，中华

法系也随之寿终正寝，成为历史学家的解剖物而退出寻常百姓的

视野。但是，从1911年到现在，100多年了，我们回忆中国法

治史蜿蜒曲折的行进路线，由不得不成认：形式上退出历史舞台

的中华法系仍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具有

着难以消退的生命力。

一、民本思想是中华法系生命力不减的根源，也是今天中国

依法治国不可舍弃的根本。

教科书上经常说的“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在形式上，

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法律运行的实际过程里，却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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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之于中华法系最突出的一点是皇权至上。“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者，奴隶也。这句话用白

话文去说，就是：天底下的土地都是王〔皇帝〕的，在这土地之

上的人都是王〔皇帝〕的奴隶。

还有一个经常用来证明中华法系“人治〞特点的，就是中华

法系中对人鲜明的等级划分。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法系的法典——

“唐律疏议“对人就有“良贱〞之分。并且对良人与在同一

事件上的处分也规定了差异巨大的幅度。这种公开的不平等与今

天法治思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截然不同。

最后，在裁判形式上，突出官员一己私智、德行在法律运行

中的突出作用，也使中华法系时常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的特征。加剧了中华法系“人治〞的彩。

的观点截然相反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急迫希望了解儒

家思想对古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并由此指引着我去阅读各种

与古代法制相关的文章，在此根底上，探索其存在性和对当前中

国依法治国制度的影响成为我今天论文的主题。

一、传统之于今日中国，是一个难以割裂的整体，由此，儒

家思想之于今日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是必须继承的

历史传统。

在传统的教育中，中国传统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的儒家思想，而由非子、商鞅和斯等人在战国末期实施的法家政

策似乎并未在儒家思想中有所表达。但阅读历史，就可得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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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春秋决狱开场，中国法律其实已经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儒

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和法令，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

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并最终形成

了礼法合一和德主刑辅的特，即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

礼为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

以礼夸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

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

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刑。

这种礼法合一的变革，萌芽于夏商周，徘徊于先，开展于两汉，

成熟与隋唐，并延续至近代。几千年的历史文明，礼法合一和德

主刑辅的思想和制度一直推行，如果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这种

已经落实到国家政策和民间生活之中的制度本身就应该是一种

法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观点，是荒唐

和立不住脚的。

则，以礼法合一和德主刑辅为特的中国传统法制儒家思想

有何特征？

首先，主和谐与仁政，德治为主。孔子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

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而不

党。〞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

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为代表

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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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

提出了建立社会的远景理想。人与人的和谐，不仅表现在家庭和

谐之上，也要求君与民之间的和谐，这就是仁政思想。孔子在“论

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则格〞。孟子则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

死其长矣〞，“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这种仁政理念，通过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

实立，不断地影响着历代君王和当政者。例如，唐太宗就曾在“论

政体“一文中说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和谐与仁政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基于小农经济模式

之上的家族制相结合，产生了熟人社会和关系网络，使得中国既

形成了“无争、无讼〞的思想，即通过民间的调解机制来解决家

庭与家庭、个人与家庭或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端，而不是诉

诸司法机关，即使诉诸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会首先加以调解息

讼；又形成了“仁恕〞的执法理念，要求疑罪从轻，审慎恤刑，

对定罪量刑有疑义或有争议的案件，实现从轻出发或予以赦免的

原则；对老幼、蠢愚及不识、过失和遗忘犯罪要宽免处分；对决

狱情况进展讯查，平反冤狱，纠正错案，或督办久系未决案件；

对死刑进展复奏或复核等。

其次，重视法律的作用，德主刑辅。尽管法制儒家思想最重

要的是强调和谐与仁政，但其对法律体系的建构也非常重视。自

汉至明清，两千年间，各个政权，在立国之初一般都要制定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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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全的律典，作为国家法制的根底。除法典外，还出现过令、

科、比、格、式、典、敕、条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功能

各有侧重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律典的重要补充。这些法律法规，

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规定之详细、思虑之缜密，在

古代立法史上首屈一指。比方，唐朝的“唐律疏义“就以其高超

的立法技术、详备而完整的体系、丰富而有特的容，在世界上

享有良好的声誉。与此同时，古代中国也建立了相关的机构和官

职处理司法问题，例如汉代中央的廷尉，隋唐的寺和刑部，以及

明清的都察院、刑部和寺。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律法规的存在，

都很好地促进了传统法制在国家管理过程中的作用，维护了社会

的稳定，确保了社会的秩序和持续运转。但是，正如“唐律疏义·名

例律“所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尤昏晓阳秋

相须而成者也〞，法制相比于德治，是处于次要位置的，是德治

的补充和保障，在面对德的时候需要让位，这就产生了以“情-

理-法〞为排序顺位的社会关系调整模式，即使法律体系健全，

刑罚执行文明，司法制度完善，仍摆脱不了情的介入和影响。这

一方面是因为法制儒家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本身在构建方面未能

理清德与法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本身非常注

重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这种“伦理和亲情优先〞

的文化作用于法律制度，即形成“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性，

在这一套伦理法制体系中，尊卑、亲疏、名分等因素，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此种文化仅仅限制于家族部或者亲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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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犹可援情处之。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商业经济的开展，

国迁徙力度的加强，原本只局限于当地的“亲情〞开场扩到“友

情〞和“乡情〞，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裙带关系的扩散化，使得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个人之间有时机打

破既存的程序规则和法律限制，并进展“社会性博弈〞与相互“交

换和交涉〞。权力之间的比照，对法律掌控程度的不同，成为了

决定一切的事态，社会缺乏透明度，原则和规名存实亡，失去意

义，法律本身也沦为隐权力冰山的表层，只见形式，未有实质。

最后，宣扬皇权的至上，强调等级。中国传统皇权制度的强

化，是在明清两代实施的，在明清之前，皇权和相权之间，存在

妥协和冲突，故而有相互制约和相互监视之功能。但是，从广义

的角度讲，相权也是皇权的一局部，从家小家到家天下的过程中，

宰相也从小家的管家到天下的管家，归根到底是皇权的延伸。在

中国传统思想中，皇权是天赋的，是最高的统治力量，同时享有

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无论是法律法规的订立，还是政府

权力的行使，亦或是司法案件的审判，都可以看作是皇权意志和

利益集团执政理念的现实化。为了实现并长久地保障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皇权和利益集团又强调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大力宣传“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导

致权力崇拜意识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上层人士和

“草民〞阶层的心中，正如“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

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所言，法律在皇权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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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多地成为一种对下统治和管理的工具。皇权本身的运行，

除了由于君臣职权分工能产生的限制和监视外，缺乏足够的制约

因素，所谓民意，很难传到达达皇权部，故而，“君臣上下皆从

法〞的政治理想和“法律制定者作为法律施行表率〞的设计初

衷，更多地取决于皇权的掌控者对法律理念的信仰，正如非子所

说，“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就看君主本人了〞。这

种将皇权凌驾于法制和规则之上的做法，使得本来具有强制性和

规性的法律具有了任意性和不严格规性，使得本应具有稳定性的

政治制度具有了不稳定性，从而导致了潜规则和腐败的产生。与

此同时，处于皇权和行政权之下的司法制度，也因为上述权力的

介入，变得司法多门，缺乏独立性，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受到相当

大的影响。

上述种种，对依法治国和建立法治国家这一我国竭力提倡和

致力建立的制度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法

制儒家思想，既有和现代法治国家对接的一面，又有和其冲突乃

至格格不入的一面，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效劳于社

会主义法治建立的目标。

首先，传统法制儒家思想中的和谐和仁政理念是值得我们借

鉴的。总书记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既包括人与自

然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这和传统法制儒家

思想的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胡总

书记强调“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都是从以德治国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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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个人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并通过全部个人的良性互动，

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风气、平安安康的社会气氛和和谐的社

会秩序。

其次，传统法制社会中的一些制度和理念，是现有制度和理

念的原始模型和参考，应当继续坚持、开展和完善。如将传统的

“疑罪从轻〞改为现代更理性、更科学和更合理的“疑罪从无〞，

将传统的“对老幼、蠢愚及不识、过失和遗忘犯罪要宽免处分〞

演化为现代刑法中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处理规则；传统的“对决

狱情况进展讯查，平反冤狱，纠正错案，或督办久系未决案件〞

成为审判监视程序的开端；“对死刑进展复奏或复核〞成为最高

法死刑复核程序的来源等。再比方，充分吸取无讼和调解的经历，

通过多种调解途径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本钱，

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传统法制儒家思想中“情-理-法〞的顺位尽管由于皇

权制度的终结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人情社会的传统观念仍然根

深蒂固，裙带之风和潜规则仍然盛行，钱权交易、贪污腐败、崇

权意识等种种痕迹仍然很深，权力监视仍然相对无力，这导致法

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承受巨大的考验，依法治国和建立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远景面临重重的障碍。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加强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法治理念和平等原

则教育社会众包括执政官员，另一方面必须增强政治公开性，

加强对现有权力的监视和制约，通过网络、媒体和公众参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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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强化监视力度，扩展监视渠道，实现官方监视和民间监视的

综合。

第四，传统法制儒家思想中司法并不独立，处于皇权和行政

权之下，无法有效地发挥独立的审判机关的作用，这种陋习到现

在仍有承继。由于司法的财政权和人事权等都掌握在政府的手

中，导致司法有时会失去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条防线的作用。因

此，在构建现代法治时，要充分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减少外部因

素的介入，防止司法的行政化。

总之，对待传统法制儒家思想及其对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制度

的影响，我们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借鉴其先进之处，抛弃其

腐朽之处，使得传统法制儒家思想在对社会主义法治建立有利的

框架发挥作用，使得法制不再“臣服于人情和德治〞，而是与以

德治国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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