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想的融合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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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思想的融合与创新

徐公喜

摘要:朱熹法律思想之所以成为影响与统治中国社会近八百年的思想体系,最主要的因

素就在于朱熹法律思想的融合性与创新性。他的思想萃众贤之言,发挥圣贤蕴奥，折衷融儒释道

法、宋儒之学与两宋理学，具有科学理性、与时俱进创新与简易世俗致用而有补治道，最终形成

集理学之大成的法律思想框架。

关键词:朱熹发挥融合有补治道

随着朱熹学说的传播,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了朱熹理论对维护封建统治所起的作用。南宋理

宗在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发挥

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型，深用叹慕，可特赠太是，追封信国公。”又十

四年再次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至我朝周敦颐、载、程灏、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

载绝学。中兴以来，一旦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贲

门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宋史纪事本末卷80）明神宗在给丘睿《大学衍义补》所

作序中也说:“是以孝庙嘉其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政治,特命刊而播之。”

一朱子之学发挥圣贤蕴奥

朱熹的法律思想广大精微，百纳江溪，发挥圣贤之精神，犹如薛瑄在论述《四书集注》时，

说朱熹“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贤之殆无余蕴”。（读书录.卷二）朱熹

的法律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指导，其一因素正是吸取、发挥了圣贤思想精华。

1、发挥圣贤仁礼之言，集理学之大成。

儒家圣贤孔子、孟子与荀子提出了以“仁”、“礼”为核心、以恢复仁礼之治为目的的理论

体系，以此指导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以“礼”、“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无论是孔

孟子的仁礼理想,还是荀子礼法并施的主,其刑法思想都突出了仁礼之治的儒家传统主，孟子其仁

政理想也并非完全排斥法律,他主以先王之道，行仁义之政，:“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

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公丑上）朱熹不仅深刻理会孔孟之言，而且有所发挥，将仁礼

学说发展为理学。朱熹吸收孔孟之精华，纳入其天理思想体系当中。朱熹认为“天下之物，则必

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1）朱熹的理也与孔孟仁礼一样具

有道德原则的规要求，是人们有目的行为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他指出“君尊于上，臣恭于下，

尊卑大小，截然不可侵犯”（朱子语类卷68）。朱熹更是将孔子的“分”的思想理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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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进一步法制化。在论证三纲五常伦理等级制度时朱熹引入了“理一分殊”的理论，以阐发封

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正是由于理一分殊才会形成人们具有的名分的不同，各得其分，则才能各

得其利，自然可以和。同时朱熹将义理视为判断是与非的最主要的标准，他认为“合于义理者为

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朱子语类卷83）。法律上是以是否违反了三纲五常义理标准，朱熹直

截了当地指出“凡听五刑自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

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凡以诉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听其曲直自

词。凡以下犯上，以卑犯尊，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家几让之坐；其有不辜至于杀人者，虽有

疑虑可怜，而至于奏谳，亦不准辄用拟贷之例”（朱熹集卷14）。朱熹将孔孟圣贤的仁礼法律思

想发展成为以义理为中核的法律思想体系，这是朱熹是的发展与贡献。以德礼政刑观为例，朱熹

对孔孟思想作了发挥,认为“道，犹引导，谓之先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也。道之

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礼谓制度品节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感观而兴起

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愚谓政者

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偏废,

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

当深探其本也。”不仅将德礼政刑划分为德—礼—政—刑四个层次，而且又在其中细分：德礼

—政刑二个层次；德—礼层次，政--刑层次。朱熹把孔丘的政、刑、德、礼四者都看作为治之具,

治之法,但这四者在他的治国之道中地位不同,德、礼是本,,“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

不知”，而政、刑则是末,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

2、发挥圣贤民本之言，立为民国之本。

朱熹在集注四书过程中，反复阐发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国以民

为本”的进步观，他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

重如此。”。在朱熹的心目中民为贵，天子诸侯应当以得民心为重，得民心才得天下，“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置，天下至尊贵也；，而得其心，不过为诸侯耳，是

为民重也”（孟子集注.卷14）。他在解释《大学》“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时说：“有天

下者，能存此心，耳不失，则所以潔矩而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朱熹的思想叹息中反复说

明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以此为王道始”的观念。朱熹的民本主要涵就在于爱民、信民、富民

与乐民这与个方面。

3、发挥圣贤无讼之言，画平天下之图。

孔子从儒家思想原则出发，以自己的政治法律观念和司法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听讼，吾犹

人也，必使无讼”的“无讼”思想命题。朱熹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无讼思想，在《论语集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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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详细解说孔子“无讼”之大义，引用他人言“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

则无讼矣，”认为“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

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使民无讼为贵”。（论语集注卷3）朱熹正确理解了孔子“无讼”

宗旨，强调孔子并不是注重如何听讼以与圣人是否善于听讼，“圣人正是说听讼我也无异于人”，

而是强调“当使其无讼之可听，方得”，“无情者不敢尽其辞，始得”，圣人“所以无讼者却不

在于善听讼，在于意诚、心正”，“以修身为本”，“理无不明，明无不烛。”，只要意诚心正，

“自然有以熏灸渐染，大服民志，故自无讼之可听耳”，因此朱熹特别强调“惟先有以服其心志，

所以能事之不得尽其虚诞之辞”(朱子语类卷１６大学)，“明德即物，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

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论语集注卷3）。

4、发挥圣贤道统之言，树新儒之正统。

朱熹继承发挥了圣贤以道统未己任的思想，宣称尧舜禹汤问武周公孔孟的圣人之道，在中断

数千年之后终有二程为续，而自己又是在承续之道，“看圣贤代作，未有孔子，便无《论语》之

书，未有孟子，便无《孟子》之书，未有尧舜，便无《典谟》，未有商周，便无《风雅颂》。”“自

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生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

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朱子语类93孔孟周程子）在其道统论中，朱子提倡周子，

犹如钱穆所言：“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朱子新学案一册P24）同时朱子又将

道统谱系推而广之，由前人至尧舜，向前起自伏羲、神农、黄帝，下达周自二程与子，而且朱子

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采用了“道统”一词，使“道统”思想概念化，道统之名得以生活，具

有明确的创新观念。在发挥道统思想过程中，朱熹承续了二程“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

天理也”思想，也以人心道心与人欲天理相通。

二、朱子之学折衷融合

综朱子之思想，其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在他的理学核心中不仅是吸取了圣贤的思想

精华，而且也是折衷融合了诸多思想学说，溶摄文理学术，不愧为一大特，他就曾经回忆说过：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有两册。（朱子语类卷104）”明

王祎也认为：“自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后，周程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复明，朱

子之道，固集至贤之大成者也。”对此著名学者贺麟就精辟的论说，他指出：“朱子之所以成为

儒学之集大成者，乃在于他把握了孔孟的真精神和活灵魂，而不拘于儒家先学的个别思想和言论；

既将这种真本质加以弘扬广大，又能够兼容并蓄佛、道二学，熔诸子百学为为一炉，从而才能建

立一个博大恢宏、蔚为壮观的理学思想体系，且扩至知识学、道德学、教育学、政治学、自然科

学等旁支，从而为儒家思想增添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力；开创儒学发展的一代新风，使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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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生机勃发，绵延至今。这便叫作‘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所未行，而

吻合孔孟必为之事’（明.吕新吾《呻吟语》）。”(朱子学新论P32-33)

1、融合儒释道法

首先朱熹继承和发扬了孔孟荀董之学，吸收了他们思想之精华，将孔孟仁礼学说、道德观与

天命论逐渐演化，形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天理，成为其思想体系的合理核，孔孟仁义之学则演化为

理气天命思想，使儒家学说更加具有理性的彩。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例，朱熹仍然坚持“天人合

一”思想观，但是他的天人合一并不是通过直观的表达方式来显现，而是以“理”的畴来阐发，

他的“理”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赌东道达到合一，

有着很高的思辨哲理性与社会实用性。阐述天人合一中，朱熹能够较多地以丰富的自然科学知

识使其是更加具有科学理性精神。

其次，朱熹折中融合了道、德思想，引“道”为“理”，作为思想体系本题

与规律性畴，并且将道家“道”本体之心、兼容阴阳与载“气”的学说，理气结合，使理气观更

加丰富多彩。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道”、“理”、“太极”是作为同等序列的畴，将道、理、

太极沟通在一起，，道与理也都是作为宇宙之根本，相通相济，朱熹多次说过：“道即理之谓。”

又说：“道字即《易》之太极（朱熹集卷37答程泰之）。”较道家之道而言，朱熹之道即理显然

更为广泛，甚至五所不包，属于形而上之本体，他指出：“道之全体，固无不该”（论语集注.

泰伯）。“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

（周子全书卷2太极图说解）而且“道之体用，其大天下莫能载，其小天下莫能破”（中庸或问

卷2）。同时，朱熹的道与理都是不可了伦常的仁义礼智、宗法等级之制，以理喻道之统，以道补

儒。

再次，朱熹折衷融合佛释之学。朱熹就东汉以来的佛释之学，以“理一分殊”取代“一多相

容”的佛学精华，让“理一分殊”成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对晋以来佛老黄学加以利用与改造，使

其失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钱穆《朱子学提纲》中指出：“朱子于老庄两家波多发挥，亦不全

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他精辨，于理学家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

疆界，其说几本于朱子。”朱熹在梳理“理一分殊”思想时借用了佛学“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摄”的喻语，以佛之“万殊”思想与传统德教思想相联系，指出：“天覆地载，万物并

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有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

行者，大德之。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中庸章句）朱熹的本体论、人性论、

修养论等亦是受到了佛释的想。其所谓“无极而太极”，是万里、万善之本原，具有超然善恶的

涵，这与佛家《六祖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明上座本来面目”相接近，此外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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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害接受了佛家静坐养性的思想。另一方面，朱熹批评了佛教的虚妄说与因缘说，力排讲宇宙的

“劫数”之言，其中最为朱熹所不屑的是佛教的“灭人伦”，说佛教“自有物元始以来，自家是

换了几个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见佛法无父。…则虽杀其父母，亦以为常。佛法说君臣

父子兄弟，只说是偶然相遇。”（朱子语类卷126）。以为士大夫不应当学佛出家，这只是逃避现

实、轻世薄世的自私言举。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厌，老氏之私出于巧，厌薄世故，而尽欲空了一

切者，佛氏之失也”况且佛释对于义理是有很大的排斥性的。“有言庄老禅佛之害者。曰：禅学

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俗已坏，至禅则讲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朱子语类

卷126）。朱熹自以为其思想与佛释之学是有许多相异的地方。朱熹指出：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

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审，……所云禅学悟入，乃是心思路绝，天理

尽见。此忧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朱熹集卷59），

最后，朱熹折衷融合法家之学。学者往往只是注意道了朱熹纳取儒释道的思想，对于朱熹

吸收法家之说避而不谈，不敢正视朱熹与其他理学家所具有了“阳儒阴法”的理学本性。朱熹曾

假尧舜之词，一方面对法家之义进行“假惺惺”的批评，另一方面却从实质上肯定了法家“辟以

止辟”观念的合理性，他说：“法家者流，往往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

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

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

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众，虽仁之，适以害之。（朱子语类卷78大禹谟）”

我们还可以从朱熹对朝法律的评价上看到他对法家文化的综合，《朱子语类卷134》中有：“问：

‘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

肯变。’”封建法律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容之一也是君臣关系与其政权，对以法家为核心的法律文

化并不愿意去改变，并且以不同形式加意发挥。朱熹的法律思想具体实施中以严刑为主。严刑峻

法的主与非基本一致。非说：“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罪行宽惠，是利奸

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非子·难二)》他认为轻刑“既不能止民之恶，而又为轻刑

以诱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无所忌，则不惟彼见暴者无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

且将日以益众，亦非圣人匡直辅翼，使民迁善远罪之意也。”（大学衍义补总论·制刑主义.

引朱子语）朱熹也认为，“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

而不为良民地也。”（朱子语类卷110）为劫盗杀人者求生，而不念被杀之人的无辜，这就是为

盗贼盘算，而不为善良之人着想了。朱熹对于法家思想中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的东西是极力吸取，

并加以改造。非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而朱熹则主原情原心而灵活地加以处罚。他说：

“若如酒税、伪会子与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朱子语类卷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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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思想更具有灵活性于可操作性。

2、融合宋儒之学

对于宋儒之学钱穆有深刻的阐述，最为详明，他认为：其学术门径，则转极开阔，能向多方

面发展，不儒汉唐儒之单纯。一是政事治平之学。宋儒多能议政，又能从大处着眼，最著者，如

仲淹之十事疏，王安石之万言书，引起了庆历熙宁两番变法。其次曰经史之学，此与政事治平之

学相表里。宋儒经学则多能于每一经之大义上发挥，尤著者，如胡瑗湖设教，分立经义治事两斋。

胡瑗之于《易》与《洪》，复之于《春秋》，觏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气磅礴，务大体，发新义，

不规规于训诂章句，不得以经儒经生之。又其次曰文章子集之学。(朱子学提纲P23)朱熹折衷融

合宋儒之学，宋儒思想与学术成为朱熹法律思想的重要渊源。

对宋儒的思想朱熹既有吸收又有扬弃，使之思想更加精邃。朱熹在其文稿与语类中存有大量

评述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与轼等宋儒之词。朱熹评说道：“问：‘东坡于公如何？’曰：‘平

正不与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

久之，又曰：‘大概皆以问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是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

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謔度日。’”“”“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

了”，认为轼《刑赏论》“悉举而归之仁义”，“大意好，然意阔疏，说不甚透。只似刑赏全不

奈人何相似，须是依本文将‘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主意。”，王安石“新法之行，诸公实

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

非三代法度耳。”“”人杰云‘荆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同咈人情，元祐诸公尽罢之，却是坏了

已成之法。’曰：‘固是。’”（语类130本朝四）朱熹虽然是对轼等宋儒有否定之词，但也从

中不乏看出朱熹对他们思想的研究。对于王安石变法中一些合理的举措加以借鉴，取庆历方田为

经界，取青苗为社仓之法。

3、折衷融合两宋理学

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折衷融合北宋以来理学思想精髓。元朝北方大儒因就认为：“邵（雍），

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

（元史.本传）朱熹发挥折衷了周子载二程之人性论，以人性分天命之性御气质之性，较惟完备

地解决了自先以来对性善恶的争议问题，其理论是融合了《中庸》《孟子》的“天命之谓性”、

告子的“生之谓性”与载的“气质之性”合理核，同时发挥融合了二程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天理

人欲论，提出“明天理、灭私欲”，以此作为社会道德伦理规极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

以来理学大师的人性学说。钱穆《朱子学提纲》总结说：

“朱子始为《太极图说》〉与《孟子》作解，濂溪著作，一一加以整理发明，又为稽考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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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虽小节不遗，使后世重知濂溪其人始末，与其学之蕴奥，惟朱子之。至其确定周程传统，虽

发于五锋，亦成于朱子。朱子又极推横渠。……后人北宋理学，必兼举周二程，然此事之论定，

实由朱子。朱子于北宋理学，不仅汇通周二程四家，使之会归合一。又扩大其围，与于邵雍尧夫，

司马光君实两人，特作六先生画像赞，以康节涑水与周二程并举齐尊。…..朱子虽为理学大师，

其名字与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并重，后人称濂洛观闽，然朱子之理学疆境，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

称之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朱子学提纲,三联书社2002年）

三、朱子之学有补治道

朱熹之学可以满足“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康熙皇帝认为朱子之学“见其穷天地阴阳之

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意。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

教纲纪，靡不大小皆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薮，致治之准绳也。”（御制文集第一集19

卷）而且朱子之学“体道亲切，说理详明，阐发圣贤之精微，可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实裨益

于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书，驾乎诸家之上。（康熙几暇格物篇）”，而那些先以来的各种思

想，“不偏于刑名，则偏于好尚；不偏于墨，则偏于释道；不偏于辞章，则偏于怪诞：皆不近于

王道之纯”（御制文集第4集21卷）。况且朱熹一贯重视力行，虽然其具体从正时间相对而言比

较短，“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

光明正大，指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与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

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南康军之救荒，在之正经界，上人其事有成有败，然精其

心果为，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朱子之理学，固承袭程，

而其经学则继踵北宋诸儒。能涫经学理学为一途，则端赖有朱子。”(朱子学提纲P23-24)

1、科学理性有补治道

朱子之学是具有很强烈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仍以〈大学〉为例，《大学》表面上看以“修身”

为本,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即是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出发点的。它最大限度地

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是朱熹首先发现了《大学》的这种能够

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功用,所以他对《大学》推崇备至。这也是他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

并编入《四书》的根本原因。朱熹专门为宋孝宗讲《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未察。未尝

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惑,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

著。”(《朱熹传》.宋史[Ｍ].:中华书局,1956)而且从限制和规君主行为角度讲,儒家法律文化

优于法家法律文化。

朱熹作为学问渊博，“致广大，尽精微”之大家，在学术上涉猎围极广，“上至无极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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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至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朱子语类卷15），在对自然科中的气化、宇宙演化结构等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和深入地探讨，取得了显著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这不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

重要的作用，而且它通过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理学思想贯通在一起，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

朱熹本人较为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使其思想体系中不能不加进一些唯物客观的因素，包含着科

学思辨理性的意义。

2、与时俱进创新有补治道

美学者荣捷先生在《朱子之创新》文中，曾经归纳了朱子在六个方面的创新意识：“（1）确

定新儒家之方向；（2）理气关系之厘清（3）太极观念之发展（4）仁之观念发展之极致（5）道

统观念之完成（6）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子”（朱子学新论）以权宜法律

思想为例，朱熹强调的是随时顺理、合宜简易。这种治道首先是以顺理为核心容的，对于法律思

想的损益创新，必须把握着天理维持的中心核。对于如三纲五常理的中心是不得随意损益其词的。

“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就礼的思想言，“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

可易；所损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所因，得大体，所损益，谓文物制度，那大体是

不得。虽如之绝灭先王礼法，然依旧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依旧废这个不得。”（朱子语类

卷24），对其他法律制度，更是应“酌今”。

3、简易世俗致用有补治道

朱熹在谈论治道时就提出“立个简易之法，与民由之，甚好。”（朱子语类.卷108）“若圣

贤有作，必须简易疏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朱子语类.卷84.礼），倡导简易、世俗、

致用的法律思想以实现有补治道。朱熹的《家礼》是对古制的大胆革新，显示出“从俗、从众、

变通”的精神，所定礼仪与古之礼比较语言简洁、简约，礼仪安排实用，便于操作易行；而且因

情循俗，使之适应不通等级身份的人，为社会民众实际实施留下了较大的余地，强化以家族本位

为核心宗法意识，肃明传统家礼，净化社会风情，对抗三教浸染，立儒规，适应了社会三纲五常、

人伦教化的需要，对于现实社会具有指导作用。因之，黄干作《书家礼后》中讲《家礼》“无非

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当然，而不可以日缺也。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

宋明之际，从官府道民间，尊从朱熹家礼，“洪武元年，令：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

（明会要.礼九）至永乐年则“颁《文公家礼》于天下。”（明史.礼一），成为官方正统之礼仪。

清代“《家礼》为人家日用不可无之书，”朱彝尊谈道：“世之治举业者，以言《礼》，非朱子

之《家礼》弗敢行也。（道传录序）《嘉靖府志》说民间百姓“人家丧葬颇依家礼。”《万历新昌

县志》也说：“大率用《文公家礼》。”

朱熹在实际的法律运用中，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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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与私人土地占有制相结合的模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维护与

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正统思想，他的理学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与其政治式上具有极为

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朱熹的法律思想成为影响与统治中国社会近八百年的宏大的思想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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