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德治

人治--德治

人治、德治与法治

人治、德治与法治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

政治主张，而且也是历代王朝采用的统治方法，对其加以分

析和认识，对于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也具有借鉴作用。

先说人治。人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的核

心内容就是统治者或执政者个人的素质决定着国家和政治

的好坏。因此特别强调统治者或执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示

范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就是特别注重统

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质对政治的作用。孟子也强调：“君仁莫

不仁，君义莫不义，均正莫不正，一正君则国定矣”。从儒

家的观点看来，实质上就是以修身为基础，来达到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目的。人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儒家的“人性本善”

的基础之上的。但理论上是一套，而从我国两千年的政治统

治来看，实际操作远未达到儒家所设想的人治目标，因为它

建立在统治阶级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之上，反过来，如果君

不仁、不义、不正，则政治就不仁、不义、不正。这种政治

的特点就是人良则政良，人暴则政暴。因而，“清官”就成

为老百姓的期望。

其次说德治。也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其核心就是以礼乐

教化来提高被统治者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

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行为，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论语为政》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政法和刑律只

能使人不敢犯罪，而德化和礼教却能使人知耻归心，前者是

令人被动地畏服，后者则是令人主动地心服。德治的中心思

想就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即以仁义为本，施行王道而非

霸道。孟子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

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从而将政治化为一

种道德说教、德治教育。我国唐代就从法律上规定：德礼为

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历代王朝均标榜自己施行王道

和德治。实施德治无疑能笼络人心，儒家看到了这一点，统

治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从实际统治看，似乎更强调对被统治

者的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对统治者的礼乐教化，至少这种教

育的力度是不够的。

再次说法治。实际上，用“法制”称呼更合适一些。法

制（治）与人治、德治相对应，是法家的政治主张，指君主

依靠统一的法律和刑罚来治理国家。法制（治）概念的出现

大约在我国春秋时期。我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有韩非、商

鞅、慎到、申不害等。法家的理论前提是法后王和“人性本

恶”论，主张因时制宜、信赏必罚，靠强权和严刑峻法。韩

非说：“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就是主张抛弃仁义而用严刑

位，是为了“救世”，因而法制（治）对他们来也说不

过是权宜之计，并没有把法制（治）当成永恒的治国之道，

尽管其法制（治）主张成为历代王朝政治的基础，并在统治

过程中不断应用。韩非认为：“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

尺寸。”因此政治法律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弥补治国者才能

不足（所谓中、拙）的手段或工具，是法术、政术，并不是

弥补人们道德不足、制止官吏腐化堕落的定国安邦的根本大

计。其三，尽管历朝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机构，但这些都

是用来对付臣民的，对于高高在上的君主却完全不适用，甚

至即使是法律本身也是以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而，法制（治）其实不过是一种君主驾驭臣民的统治术而

已。第四，直到今天，“人治”观念仍根深蒂固，原因在于，

许多现实问题并不由法律，而是由执法者来决定，法律再好，

终究要人来执行，也就是说，在实际运作中，是执法者个人

素质与法律本身在共同起作用。

人治突出个体道德人格的感召作用，寄政治希望于贤明

仁爱的君主。法制（治）则迷信严刑重罚的震慑作用，寄政

治希望于刚毅独断的君主。人治靠清官，法制（治）靠酷吏。

因此，儒家强调人治，其实也不排斥法制（治），而是

更加强调执法者个人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德治则在此

基础上，不仅对统治者个人道德提出要求，而且设想通过礼

乐教化来提高全体人员的道德素养，以实现其仁义治天下的

政治主张。相比而言，法制（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

是我国古代走上了刑治的歧途而已。自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

位后，统治者就一直以德治为标榜，但却也不废除法制（治）。

因此，各代王朝的统治基本上是“德主刑辅”或“儒法并用”，

而以“人治”为主，但这种人治与儒家人治理想已相去甚远。

就今天的法治而言，尽管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法

制体系，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

如果把法治仅仅当成治国的一个口号、一种手段，而不是一

种理念、一种状态，那么，法治离我们也是十分遥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