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德治--法治

人治--德治--法治

人治、德治与法治

人治、德治与法治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

政治主张，而且也是历代王朝采用的统治方法，对其加以分

析和认识，对于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也具有借鉴作用。

先说人治。人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的核

心内容就是统治者或执政者个人的素质决定着国家和政治

的好坏。因此特别强调统治者或执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示

范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就是特别注重统

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质对政治的作用。孟子也强调：“君仁莫

不仁，君义莫不义，均正莫不正，一正君则国定矣”。从儒

家的观点看来，实质上就是以修身为基础，来达到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目的。人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儒家的“人性本善”

的基础之上的。但理论上是一套，而从我国两千年的政治统

治来看，实际操作远未达到儒家所设想的人治目标，因为它

建立在统治阶级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之上，反过来，如果君

不仁、不义、不正，则政治就不仁、不义、不正。这种政治

的特点就是人良则政良，人暴则政暴。因而，“清官”就成

为老百姓的期望。

其次说德治。也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其核心就是以礼乐

和做法，但绝大部分心力还是用在对官吏及官吏候选人

的道德净化上，期望达到一个“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一

个几乎永远也达不到的目的。于是撤换道德卑下者，任用道

德高尚者，以提高官吏及候选人的道德水准。但是，众所周

知，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却在不断加深、恶化，中央集权走

向极端，皇权不断膨胀，权力滥用严重，腐败也在不断加剧。

德治从本质上讲仍然属于人治的范围，因此也必然陷入

人治的陷阱之中。后代儒家在将儒家德治思想发扬光大的基

础上，对传统德治思想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引入了法制（治）

概念，并被统治者所接受。于是“德主刑辅”就成为历代政

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准则。汉宣帝就讲：汉家自有制度，王霸

道杂用，为什么纯用德教。动统治者来讲，德治作为一种政

治标榜、口号，喊喊可以，对下不对君主。可见，在“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德治也不过如此而已。

其实，我国古代是没有法制（治）的，名同而实异，与

当今法治不可同日而语。其一是法家的法制（治）实质上是

一种刑治，法的作用范围被大大限制。《说文》：“法，刑也”；

《管子》：“杀戮禁诛之谓法”；《尚书》：“惟作五疟之刑曰法”。

可见，在古代法就是刑的观念之深。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法后

王，性恶论，因此而崇拜强权和严刑竣法，强调刑甚至把刑

当成法治的全部。其二，理论上法家也不是完全的“非德治

论者”，只不过法家把制度和法律强调到比道德更重要的地

位，是为了“救世”，因而法制（治）对他们来也说不过是

权宜之计，并没有把法制（治）当成永恒的治国之道，尽管

其法制（治）主张成为历代王朝政治的基础，并在统治过程

中不断应用。韩非认为：“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

因此政治法律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弥补治国者才能不足（所

谓中、拙）的手段或工具，是法术、政术，并不是弥补人们

道德不足、制止官吏腐化堕落的定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其三，

尽管历朝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机构，但这些都是用来对付

臣民的，对于高高在上的君主却完全不适用，甚至即使是法

律本身也是以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法制

（治）其实不过是一种君主驾驭臣民的统治术而已。第四，

直到今天，“人治”观念仍根深蒂固，原因在于，许多现实

问题并不由法律，而是由执法者来决定，法律再好，终究要

人来执行，也就是说，在实际运作中，是执法者个人素质与

法律本身在共同起作用。

人治突出个体道德人格的感召作用，寄政治希望于贤明

仁爱的君主。法制（治）则迷信严刑重罚的震慑作用，寄政

治希望于刚毅独断的君主。人治靠清官，法制（治）靠酷吏。

因此，儒家强调人治，其实也不排斥法制（治），而是

更加强调执法者个人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德治则在此

基础上，不仅对统治者个人道德提出要求，而且设想通过礼

乐教化来提高全体人员的道德素养，以实现其仁义治天下的

政治主张。相比而言，法制（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

是我国古代走上了刑治的歧途而已。自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

位后，统治者就一直以德治为标榜，但却也不废除法制（治）。

因此，各代王朝的统治基本上是“德主刑辅”或“儒法并用”，

而以“人治”为主，但这种人治与儒家人治理想已相去甚远。

就今天的法治而言，尽管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法

制体系，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

如果把法治仅仅当成治国的一个口号、一种手段，而不是一

种理念、一种状态，那么，法治离我们也是十分遥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