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一)

论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一)

摘要]沉默权是一项具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人权利，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

沉默的自由。本文以沉默权的产生及其限制为基点，从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证明

责任及其分配规则的要求、当事人与证人法律地位的天然区分、事实探知的相对性、以及民

事诉讼的本质与法院事实探知权的最小化五个进路，论证了民事诉讼中沉默权确立的理由。

关键词]沉默权民事诉讼当事人真实义务我国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这一政策随着沉默权的提出和初步认同而逐渐消解。但作为文化层面的“强制坦白”

情结仍挥之不去，坚定地眷恋于警察、检察官乃至法官心间。在司法实践中，这项政策则被

人们戏称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味着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无权

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发落，却以欺诈性手段令被告自白。而在民事诉讼中，也存在类似情形，

可谓“实话实说，承担责任；拒不承认，没有责任。”那么，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是否可要求

当事人坦白从宽呢？这一问题初看似乎具有游戏性质，但深究下去，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

题。它涉及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否拥有沉默权；自认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民事诉讼对

私权的保护应由主张的当事人证明，还是被主张的当事人自认，或法院代表国家要求当事人

坦白，或当事人基于良心陈述真情而求得坦白从宽；法官事实发现职权的限度；诉讼理念是

追求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等。本文拟从沉默权的产生及其限制切入，提出在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亦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一沉默权渊源于英国刑事诉讼，英国早期有一句法谚：

“任何人皆无控告自己之义务”。最早承认沉默权的判例是17世纪利尔伯恩一案。在该案中，

利尔伯恩被控走私煽动叛乱的书籍，但他否认犯罪，并在审理中以不自我伤害为由拒绝宣誓

和供述，因此被判罪名成立。英国上议院撤销了对利尔伯恩的判决，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要求

被告宣誓作证。美国在米兰达案件中，确认了刑事调查中被调查人享有沉默权。调查人员在

询问前应提醒被询问人其享有沉默权，即被询问人享有拒绝回答之权利，他的任何话或者行

为都将作为呈堂证供，此为米兰达规则。未遵守米兰达规则而取得的证据，为不当获取之证

据。无逮捕权的调查人员进行询问所取得的证据亦属不当获取。违背自愿原则的自认予以排

除，如受暴力等行为影响等不可靠的自认一概排除。沉默权是保障程序公正、当事人基本人

权和个人尊严的重要条件，是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制衡，有助于防止官方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

用，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它是一项具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

人权利，是法律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因此，沉默权亦纳入了《世界人权公约》和《欧洲人

权公约》等国际性人权公约。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沉默权当然亦需对应一定的代价，如可

能放纵犯罪。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初，同样是在沉默权制度发源地的英国，发起了沉默

权限制的讨论。1971年，英国刑事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

提问，而所提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作出对

被告不利之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就此作出对被告不利之推断。1976

年新加坡最先采纳这一建议，载入1977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法案。由于北爱尔兰

发生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案件，1988年英国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的《刑事证据法令》，对

沉默权做了重大限制。但该法适用却被推广，未限于恐怖主义犯罪。而最近“9.11”

事件，也令得美国司法机构漠视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事件发生二个月以来，美国已拘留

了一千多名嫌疑人，但一直没有起诉。许多人嫌疑人的律师认为，美国司法部门在证据很少

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甚至仅仅根据怀疑，就拘留其当事人。英国等其它国家亦有类似

动向。无罪推定、由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及时、公平、公开审判、以及沉默权原则受到了

极大的挑战。然而，对沉默权的限制，部分地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损

害了国际普遍认可的人权准则––––无罪推定原则，而这也正是英美所谓法律正当程序的核心

要求。限制沉默权对被告的基本权利保障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已造成了不少因警察非法行为

而酿成的冤案，如伯明翰。塞克斯一案，伯明翰。塞克斯因1974年一宗爆炸案被判刑，服

刑16年后，上诉法院才推翻其有罪判决。如果因打击恐怖主义而不顾及当事人基本程序保

障权，对于法治和文明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亦是令人恐怖的。尽管有关沉默权是否应限制、

限制的程度如何，还在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判断，英美国家关于沉默权的争论并未使沉默

权的内在精神受到损害，只不过是考虑公共利益而稍稍对沉默权予以限制。限制沉默权的目

的，仅在于防止沉默权的滥用。对于我国而言，沉默权还尚未确立和运用，显然谈不上过分

行使的问题，因此，针对过于强大的官方权力，当然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制度，

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应拥有不自证其罪的沉默权。二在民事诉讼中，笔者认为，当事人

同样亦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具体理由如下：（一）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一般

认为，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没有真实陈述义务，因此对法官询问和对方当事人的提问有

权保持沉默。当然，随着社会利益在法律中作用的上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精神开始

转型，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诚实信用义务逐渐从观念演变为制度。如德国二

战后就规定了一定范围内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官阐明权。二十世纪末英国司法改革基本上

确立了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1999年4月实施的《民事诉讼规则》事实上为诉讼当事人

设置了一个两难选择：当事人可以签署事实声明，亦可以不签署。签署事实声明的，则比照

证人作证可能承担虚假陈述之法律后果；而不签署事实声明的，案件声明（包括诉状格式、

诉状明细、答辩状、再答辩状等）以及回复书、申请书、反对申请书等重要文书将无法得到

法庭采纳。进而，法院在一定情形下还有权强制当事人进行事实声明。但即便这些国家倡导

当事人真实陈述，也多未明确其法律后果。因为虚假陈述的证明、判断需耗费相当成本，故

即使规定了法律后果也难以实施。可行的选择，只能是确立一定限度的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

而非绝对的实事求是，即一方面明确规定当事人须真实陈述，积极倡导真实陈述的道德；而

另一方面概括性设置违反真实义务之法律后果，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一般无需承担法

律责任，除极少数法定情形外，比如，显而易见、损害他方利益、欺骗法庭、情节严重之谎

言。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决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保持沉默之自由。并且，

就当事人未表达意见的沉默而言，一般也不存在虚假陈述问题，没有明确违反合理范围内的

真实陈述义务。即便沉默可能产生误解、误导、直至因明显误导性而导致虚假陈述之客观效

果的，也很难落实当事人不履行真实陈述义务的法律后果，因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本身就是

难以具体化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官没有理由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没有权力强制当事人

自证其责，没有依据对“沉默的羔羊”予以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