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是决定金融中心成败的重要因素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赵晓斌
英美法系是有变通性的,而欧洲的大陆法律系统,采用规则条文法,虽然亦是实事求是,也有案可期,但是规则至上,相对而言僵化死板。当规则与事实有差异的时候,或新生事物发生的时候,就不知所措。最终要领导解决,“由领导说了算”。因此普通法与大陆法的不同,产生很重要的分野。
目前中国几个城市都在竞争金融中心。让我们回顾过去的经验,看看金融中心是怎么回事。
金融中心看起来非常稳定,但实际上变化随时随地在发生。先说纽约,全球最大,但从2001年“9·11”开始,或者说在2002年安然事件以后,实际上逐渐让位于伦敦。
从最早的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然后又到法兰克福,再回到伦敦。伦敦金融中心的回归之旅,实际上是从1986的改革重新开始。之前东京还曾经想要挑战纽约,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区域型金融中心,都在不断变化。诸如悉尼取代墨尔本,多伦多取代蒙特利尔等等。
是什么力量及因素改变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决定它们的兴衰?在这里,有三个理论学说:第一个是“金融地理学说”;第二个是“法律金融学说”,还有就是“时区学说”。
金融地理说金融中心地位取决于信息聚集度
金融地理与经济地理有相同与不同的地方。两者均强调经济的总量,经济的发展。经济地理着重三个概念:经济的生产、经济中心及经济的腹地。金融地理有两个重要概念:信息腹地和信息中心。信息腹地与经济腹地有很相似的地方,但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信息腹地是讲一个地方在长期以来受全球的注意,全球的信息和投资集中的地方。当然这个全球的注意点也就是经济的增长点。过去三十年的东南亚,现在的中国可能又来个三十年都会成为长期世界的关注热点和投资中心,形成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大概念。这就是信息腹地。回过头来看,所有的金融中心必定附于金融信息中心中,但信息中心一般都与生产基地、经济中心脱离。比如说,珠江三角洲,一个制造业基地,通过交易成功促成买卖、签合同,其交易地点不一定是在广州,也不一定是在深圳,可能是在香港。
从全球看,伦敦从经济的角度与整个欧洲脱离;纽约和制造业也开始脱离,而香港也不例外。这里我强调,北京也和中国的大经济腹地脱离,但是北京也是我们所指的信息中心。因此全球变化,信息腹地变化,金融中心不可避免地也会变化。信息腹地转移后,与之相关的金融中心肯定会衰落。信息腹地的成长,这肯
定是一个周期作用。纽约是这样,东京亦是这样。例如悉尼,一开始是墨尔本以欧洲的关系为主导,但是随着亚洲的兴起和美国主导关系的转变,墨尔本逐渐被悉尼所取代。同理,加拿大的经济联系一开始由欧洲的关系支配,蒙特利尔是最初的经济中心,但随着经济关系逐步转向美国和亚洲,多伦多逐渐生长。按照这个理论,还可预测,温哥华可能会发展起来,因为与亚洲的关系越来越强大,包括洛杉矶,亦有可能继续强大。这是金融中心,北京也是属于这个理论。信息与信息中心,这是用一个理论来说明经济与金融中心发展的关系。当前,中国这个新的信息腹地中,北京和香港。这个决策中心非常重要,因此,北京和香港会成为中国很重要的信息中心。香港很有幸,前三十年,依赖亚洲的信息腹地成长起来,后三十年也能作为中国的信息腹地继续成长。实际成长香港还是很有希望的。上海等一下会讲到。这是第一个理论的应用。
法律金融说英美法系有利金融发展
第二个理论,是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发展,实际上也是资本市场的发展。那就是法律的体系,一些中心为什么发展,一些资本市场为什么发达,有些不发达,最终的根源就在法理层面上。
全世界基本上有两个法体,一个是盎格鲁-美利坚的英美法系,另一个是欧洲大陆法系。欧洲大陆法系由法国开始,实际上德国是学习法国的法律典籍,日本亦是学德国的。现今,亚洲大陆普遍都是采用这个系统。这些系统对我们发展有最根本的影响。
英美法系亦名普通法系,是以原则为本,以过往判例为法则。但是还有一点,当无案例可寻时,也就是说没有法律及规则可比照时,就引经据典,全世界的案例,以大律师公会为主,政府不能介入,这样人们就会有案可稽,出来的判决会相对公平、合理、服人,因此这个制度是有变通性的。而欧洲的大陆法律系统,采用规则条文法,虽然亦是实事求是,也有案可期,但是规则至上,相对而言僵化死板。当规则与事实有差异的时候,或新生事物发生的时候,就不知所措。最终要领导解决,“由领导说了算”。因此普通法与大陆法的不同,产生很重要的分野。
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盎格鲁-美利坚系统坚持行业领导监管型管理,而欧洲大陆法系的就是政府领导监管。行业领导管理得出的最根本的理念:保护小投资者。政府领导监管最根本的东西:保护机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里,我们看香港刚发生的事情:小股东战胜的电讯盈科。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电讯盈科(PCCW )是李嘉诚次子的公司,前身香
港电讯是百年老店。电讯盈科的私有化方案,股东会通过了,小股东不服上诉,然后法院判小股东胜诉,最终令私有化流产收场。最重要的是保护财务市场的运作,因为保护财团很难令市场健康发展。当然英美法系过于灵活变通,肆意发展及创新,最终引发起世纪金融海啸,这亦是有其咎病的地方。但欧洲大陆法的地方,僵化的法制容易产生过于教条的操作,更多的是有利于监管,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利于创新及发展。我很同意这些法治观点,我了很多相关资料,通过大量的计算,企业赢利企业监管,得出这个结论。
结果是出现了两种市场。一种体系出现证劵市场主导的金融中心,另外一种体系出现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英美体系是证券市场主导,欧亚是银行主导。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过去金融体系真的是在英美这个法律体系之下一统天下,十大全球金融中心七个在英美法律体系。
通过对比三十年的资料,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走势。英美体系:如纽约、伦敦、香港基本实现资本积累升值;欧洲大陆市场基本保值。我们亚洲的大陆体制,简单说“瞎折腾”多为资本亏损。
时区说生命周期不可抗拒
第三是时区说:美洲时区、欧洲时区、亚洲时区是什么意思?人类的生命周期及生活作息是不可抗拒的,不可能熬夜工作,由此时区定义着市场的区划。纽约不怕伦敦的竞争,伦敦也不怕香港等亚洲的竞争。经济总量加上我刚刚的金融地理学说。从时区角度看,亚洲经济体系必定会创造很大的金融中心。正如在伦敦的总部,来自亚洲的资本只有1%。而来自美国的都只占27%。说明全世界要做亚洲生意的只有到亚洲来做。前面说的纽伦港,就正是符合时区理论。中国崛起,在这个地区我们会有伟大的金融中心冒出。
现在,竞争“中国金融中心”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第一种状况是,很快演变成三国演义,三国鼎立之势。北京、上海、香港与深圳,加上广州,但是没有曹操,也难见大唐盛世。如果恶性竞争,没有思考协调发展,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就像德国一样,有八个金融中心,没有一个像样的。
首先,北京有条件,能类比东京、法兰克福的银行中心及金融决策控制中心。以银行中心、发行基金、债券、国库券等等为主导市场发展。上海规模类比纽约,影响力类比东京,建立在亚洲的证券交易中心。由于国内法治很难与国际接轨,上海要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还有漫漫长路。但反观香港、广州、深圳,先天地理条件邻近,加上一国两制的优势及中央政府“先行先试”的政策配合,有望全方位类比伦敦
,可以成为亚洲最综合最先进的金融中心,尤其是成为中国最重要资产管理中心。可见中国金融中心的布局是北京决策控制管理银行,上海负责交易运营,香港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三地有希望先成为“中国的纽伦港”,但前提是需要不断改革和互相学习及不作恶性竞争。
对话
香港有望成世界级金融中心 但要依靠珠三角的空间优势
南方都市报:在您列举的金融中心的盛衰演变中,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差异引人注意,在中国我们既有实行英美法系的地方———香港,又有实行大陆法系的上海、北京,您觉得金融中心的法律差异,将导致怎么样的分工状态?
答:从两个法系的差异看,大陆体制下,金融会更多地以银行为中心,间接融资比直接融资重要。虽然直接融资是最先进、最容易、最灵活的,但由于大陆的体制下,小股东不玩了,直接融资就很难。当小股东都把钱放在银行定期,或者国库债券,那就是以银行为中心了。我认为北京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中心,其重要性超过上海,集中了大陆法体的一切优点。
上海将成为最大的证券中心,但是,上海的国际性,受到香港的挑战。如果没有香港,上海可能会成为很像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好像东京。
关于香港,我这里要说一句,假如中国真的按改革步伐大步往前走,不断开放自由化,人民币自由兑换,每一个居民都可以自由兑换外汇了,可以自己去决定买全世界的股票,这个时候,将是香港伟大崛起的时候,香港那个时候真的将超越伦敦和纽约,起码平起平坐,甚至要超过,因为中国的因素,超过都不奇怪。
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要么是香港,要么就没有。因为如果不改革,不开放,那就把香港干掉了,现在不赞成国内企业到香港上市,这不就是封闭吗,越是封闭,上海就越强,但你再厉害,其顶峰将是东京所能达到的高度,不可能达到香港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这里容我再说一句话,企业家上市,如果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如果机会完全开放,你问问他们愿意在上海上市还是在香港上市,一百个有九十个希望在香港上市,在封闭的情况下,看到上海的发展,其实是国内自己保护出来的。公平竞争下,香港和珠三角将成为优胜者,当然不能全靠香港,要依靠珠三角,尽量向适合金融业发展的体制上改,港深共创创业板,这是我最早提出来的,大家都不愿意干,大家都争自己的利益,那就没戏了
南方都市报:张五常教授认为上海比香港拂晓时间早一小时,因此上海占尽优势,在您引述的时区分布说中,这一点是否重要?为
什么?
答:张教授说得不对,他没有研究过金融中心,时区是重要,但不等于早一个小时就重要,日本和纽西兰比上海更早,为什么日本成不了国际金融中心?你相差8小时,开始影响作息时间,但相差一两小时是没关系的。
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家在此前接受本报采访的时候指出,上海有庞大的腹地,而香港只有珠三角,甚至其与珠三角之间都有制度隔膜,因此上海和长三角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您提出信息中心和信息腹地可以分离的观点,似可作为对这个挑战的回应。
答:他的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中心上,长三角比珠三角大,但服务中心和金融中心不是依靠经济中心的概念,服务业的钱,是可以随意走动的,如果没有资本项目控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钱是流动性最强的东西,不一定要依附在地理的经济腹地上,更依附于信息腹地、信息中心上。伦敦经济强吗?经济实力不强,远离欧洲经济腹地,是一个孤岛,同理,香港也是一个小半岛。世界本无中心,谁强谁就是中心。
南方都市报:当前C E PA 7(《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补充协议签订,香港金融机构获得进入大陆的机会,但考虑到制度差异,是否存在法律适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如果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大陆和香港应该采取什么变通措施?
答:当然,前进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好。但说实话,服务业和金融业方面的改革还是太保守,现行政策非常排外。例如香港电信公司只能在大陆发卡,银行只能开分行,人民币业务规定一百万定期业务才能做。应该来点真的,少点限制,中国在银行贷款中外资只占1%,保险业外资只占1%的份额,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又排外,成得了吗?因此,珠三角抓到一句“先进先试”就很有意思,更多的是在管理体制上,政府管理应该改为行业管理,政府制定了政策不能随意变。
南方都市报:但是,在吸引外资的时候,中国可不排外,甚至还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导致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
答:在制造业方面,中国的政策偏向外资,对服务业正好相反,这恰恰是最愚蠢的做法,制造业应该对民营企业给予更多支持,而不是偏向老外,服务业和金融企业是要和企业一起成长的,没有中小企业,没有人上市,上不了市怎么发展?
南都:那么从粤港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应如何突破当前一国两制的限制?
答:可以肯定地说:假如这次规划纲要来真的,微观的后台行业金融的扩大非常有机会,香港的金融行业将往深圳、广州靠拢。但是香港金融主
要障碍还是监管体制。两种经营模式、行业模式,使香港实际上进不来。所以我一直赞同在边境上建立一些边境特区,实际上当时我就提出在河套地区。突破制度界限。现在香港想进来的进不来,是管制的问题,不是监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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