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人的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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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法人/团体人格/权利能力

内容提要:法人的权利能力为团体人格的立法表达，因此，法人

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一样，一律平等。法人得享有的具

体权利范围受其团体性质、目的和法规的限制，但此种限制并非法

人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区别。既有理论关于法人目的外

行为的效力的四种学说均有其缺陷。民法确定法人目的外行为有效，

并非基于对法人目的外行为之合法性(即其权利能力或者行为能力)

的认可，而是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Capabilityofrightsby

legalpersonisthelegislativeexpressionofgroup

lityofrihgtsbylegalpersonisequalwith

ficrightswhichlegalpersonhas

arelimitedbythecharactersandpurposesofagroup,and

relatingregulation,butsuchlimitsarenotthedifferences

betweencaplbilityrightsbyindividualsandbylegal

hoolsinexistingtheoriesconcerningeffects

assertionofeffectsofactsoutsidethepurposesby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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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isnottheassertionofitslegitimacybutsecure

transaction.

我国即将制订的民法典中，法人制度的一般规定具有重要地位。

法人权利能力的性质及其范围的法律限制问题，涉及法人民事权利

的创设及行使，必须在理论上予以清理。本文特对此发表拙见，以

资参考。

一、团体人格与法人的权利能力

团体之法律人格的赋予，是民法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中最富想象

力和技术性的创造。

始于罗马法的人格学说，是早期法律对自然人相互存有差别之确

认的结果(自由市民有人格，而奴隶无人格)。由此，罗马法之人格

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与人格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人与人不平等

的根本表现。至近代社会，倡导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与人格之分

离遂为人与人格之绝对同一所替代，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

罗马法上这种人与人格分离的理论，却为团体人格观念的形成提供

了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持：既然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

的人，那么，法律意义上的人也就有可能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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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当法律人格的赋予纯粹成为法律技术运用的产物，其与法律主

体是否为生命现象并无必然联系时，赋予无生命的团体以法律人格

的可能性便得以出现。1900年《德国民法典》正是利用了前述理论，

解决了创设团体人格及法人制度所必须解决的法律技术问题。而在

《德国民法典》上，自然人和团体的法律人格采用了“权利能力”

的表达。

就主体资格的角度而言，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一样，是团体

独立亨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但对于法人的权利能力，

以后的理论经常将之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比较，寻其差异并由

此得出结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法人的权利能力则具有

差异性，不同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不同;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具有广泛

性，而法人不能亨有自然人能够亨有的某些民事权利(生命健康权、

肖像权等)，故法人的权利能力要受各种限制。(注：魏振瀛主编：

《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1

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

页;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16页。)

在此基础上，有人甚至断言，“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因其自身地位

和社会职能的不同而各自相异。市民社会中自然人的人格是平等的，

因而权利能力范围也是平等的。团体人格的出现就是以其人格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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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前提，所以其权利能力范围也是不平等的”，“公民的权利能力

平等，而法人的权利能力不平等”，(注：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3页。)“自然人所拥有的，

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能力，而法人所拥有的，是一种专有的权利能

力”，(注：CarlosAlerrtodaMotaPinto，林炳辉等译：《民法

总论》，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12月出版，

第77页。)但此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有误。

首先，法律人格为主体资格，即主体的法律地位，民法上的平等

原则(私权平等、主体地位平等)不仅适用于自然人，也适用于法人，

此为无需论证之理。如将法人的权利能力等同于法人的主体资格即

法律人格，则不同法人的团体人格自应一律平等(如在交易中，法人

不因其所有制性质、隶属关系、经济实力之不同而在法律地位上有任

何差异)。如同自然人中未成年人不能享有成年人能够享有的某些权

利并不意味着其权利能力不平等一样，不同法人能够享有的具体权

利的不同，也不等于其权利能力具有“差异性”，更不等于其权利

能力不平等。

其次，以自然人能够享有的某些民事权利法人不能享有为由，认

定法人的权利能力要受各种限制，即自然人享有“完整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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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人仅享有“限制权利能力”，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自然人也

不能享有法人能够享有的某些民事权利(如一般自然人不得从事经

营活动;又如任何自然人均不得成为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但并无任

何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也受到各种限制。(注：有德国学者已经

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有些法律规范是以自然人为条件的，如亲

属法以及继承法中的规定，这些领域将法人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但“如果因此就提出法人仅仅具有‘限制(相对)权利能力’的观点，

则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因为一个自然人同样也不能作为保险人出现。

尽管如此，没有人说自然人享有限制权利能力”。(迪特尔•梅迪库

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0

页。))

上述错误源于对“权利能力”概念运用上的混淆：从严格意义上

讲，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并不相同。较之权利能力，人格具有更高

的抽象性，其描述的是自然人或者某些团体的一般法律地位、一般

意义的主体资格，其并不考虑和表达主体得具体享有之权利的范围。

因此，享有具体权利的范围之大小、成为某种具体法律关系主体的资

格之有无，与有无人格完全不同。人格的概念当然包含了享受权利

的资格，故若无权利能力，人格无从表现。但享有具体权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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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于人格。而权利能力如果一般地定义为享受“权利”的资格，

并认为这一“权利”既包括“总和”之权利，也包括具体的权利，则

基础的。法人，尤其是教会组织，多个世纪以来接受了大量的捐赠，

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就意味着有很大部分的土地产权脱离

了交易和个人的支配。法人的存在又是无限期的，并且总是不断取

得财富而从不转让财富，于是在法人内部就出现了不动产(当时最重

要的一种财富)的过量集中，这些不动产停滞在法人的手中难以流动。

而在自由主义的制度取代原有的旧制度后，政治当局就注意到了这

个问题，并采取了某些用于改善这种状况的措施。这些措施在某个

时期是基于政治性的理由(认为法人强大的经济能力所导致的巨大

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是过度的，也是危险的)、经济的理由(土地产权

无限期的停滞不动，也就是所谓“死手”——将财产控制在交易市场

之外，并由此降低了这些财产的生产能力)和税务方面的理由(如果

财产由法人取得，由于法人的存在是无限的，极有可能在几个世纪

里不移转这些财产，自然国家就不可能征税，国库也就减少了收入)。

在1867的但非实现其宗旨所必需的不动产出让，以便转为公债券，

而将来以无偿方式取得的不动产，也受同样的义务约束。同时法律

禁止法人以有偿方式取得新的不动产。其后来制订的民法典采用了

不动产，也受同样的义务约束。同时法律禁止法人以有偿方式取得

新不动产。其后来制订的民法典采用了此项制度。但其为1903年修

改民法典时所修订，并为1977年496号法令所废止。(参见Carlos

AlerrtodaMotaPinto著，林炳辉译：《民法总论》，第177页))

后者如《瑞士民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享有除以自然人的本质

为要件的，如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以外的一切权利义务。”我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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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民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享受权利、负

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我国《民

法通则》除在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

从事经营”之外，在其第49条列举规定了包括企业法人超出经营范

围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在内的各种应对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给予法

律制裁的具体情况，采用的是前述“授权式”规定方法。

由于法人基于其团体性质，不得享有自然人某些“固有”的权

利，同时，各种单行法和特别法也对法人得享有的权利的具体范围

进行了限制(如一些国家的公司法对公司成为无限责任股东的限制、

对公司可为之担保的限制、对公司借贷行为的限制等等)，既有理论

便认为，与自然人不同，法人具有的权利能力是一种受到“限制”的

权利能力。此种认识除混淆了权利能力的概念之外，其本身也是错

误的。

首先，从表面观之，似乎自然人得享有民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财

产权、人身权)，而法人则不能享有自然人某些“固有”的权利，包

括以生理存在为前提的人格权(生命权、身体权、肖像权、自由权、

隐私权等)以及因血缘亲属关系所生之权利(亲权、配偶权、继承权

等)，由此给人以“法人得享有的权利受到限制”的强烈印象。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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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便进而得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广泛(即不受限制)，而

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受法人性质的限制”的结论。但事实上，尽管

一切私权(民事权利)原本为民事主体所设，当然得由民事主体享有。

然而，不能忽略的历史事实是，私权人格的出现没有改变民事权利之

私有的性质(团体人格为自然人之外的另一种“个人”)，但原有的私

权体系并不是为法人准备的，而团体人格与自然人人格所建立的基

础(可称为“载体”)并不相同，自然人人格的载体是作为生命现象

存在的个人，团体人格的载体是人或财产的抽象集合之实体，因此，

无论立法上是否加以明文规定，团体人格之性质决定法人不可能享有

自然人固有的权利，由此对法人得享有的权利范围发生所谓“限

制”。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团体人格的出现也不可能不对原本专

为自然人而设立的私权体系产生某些冲击，即导致某些专属于团体

人格的、法人“固有”的权利的发生，而且这些权利的范围还将伴随

法人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日益增强而不断扩大，这就必然要使自然

人得享有的权利范围也会受其本身的性质(生命存在之个体而非团

体)的限制。质言之，无论自然人或者法人，其得享有的民事权利的

范围均受其自身性质的限制。法人不能享有自然人基于生理、血缘

亲属关系而享有的人身权利，自然人也不能享有法律规定专属团体人

格享有的某些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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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面观之，自然人得享有的民事权利范围一旦由基本法规

定之后，一般不再由单行法规对之予以何种限制，而限制法人得享

有的权利范围的法规则比比皆是。其原因在于，法律赋予团体人格

之目的，在于确认其于经济生活中的权利主体即交易主体资格，故

在权利享有资格即私法之法律地位上，法人与自然人并无差别。但与

自然人不同，在民事生活中，自然人“存在形式”单一(自然人就是

自然人，不因性别、年龄、种族等而有所差别)，法人的存在形式则

多种多样(各种社会、各种财团，相互间差别巨大);自然人从事的民

事活动范围大体相同(主要是生活行为即消费行为)，法人从事的经济

活动则种类繁多，其范围各不相同。而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

和作用远远大于自然人。与此同时，应当承认，从一定意义上讲，

“团体人格虽然并不等于社会利益，但也已经不是原来的纯个人利

益”，(注：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页。)亦即较之自然人，法人的活动及其利益，与社会经

济的整体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

法律从来完全放弃过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这种干预，就自然人

而言，更多地表现为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般性限制(公序良俗原则以

及诚实信用原则等)，但就法人而言，除一般性限制外，更多地表现

为对其权利享有之具体范围的限制。因此，针对各种不同的法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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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不同的单行法(如针对公司而制定公司法，针对保险公司而制定

保险企业法)，针对法人的不同活动而制定不同的单行法(如针对法

人登记而制定登记法，针对法人破产而制定破产法)，并通过单行法

对不同法人之不同权利享有之范围予以确定或者限制，实属必然。但

是，以单行法限制民事主体权利享有的范围并非仅仅适用于法人，

自然人的权利享有范围亦得受单行法的限制，如继承法限制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享有继承权;婚姻法限制未达法定婚龄之人享有结婚

权;商标法限制非商人之自然人享有商标权等等。故法人权利之享有

受法规限制之现象固然存在，但其并非法人权利能力与自然人权利

能力区别之要点。

三、法人目的对其得享有的具体权利范围的限制

法人的目的是法人设立的宗旨，由法人章程加以规定。由于《日

本民法典》第43条明文规定“法人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享有权

利及承担义务，即引起关于法人目的如何限制法人权利享有范围问

题的讨论。但对此命题有学者有所异议，认为在法人本质问题上，

日本民法系采“法人拟制说”，不承认法人为实体存在，故有此规定。

而在采“法人实在说”的立法，由于视法人为实体存在之人格，故

除因其性质决定或者法律之特别规定者外，其原则上与自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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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有同等之权利，承担同等之义务，实无“因目的而受限制”之

可言。(注：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

117页之注释。)

笔者认为，法人权利享有范围受其设立目的的限制，与法人权利

享有范围受其团体性质限制不一样，后者为一种自然发生的客观事

实，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发生(法人之无生命权，原因在其本无生

命;法人之无肖像权，原因在其本无肖像)，法律有时加以明文规定，

不过是对此种客观事实的确认而已;但前者非为客观事实，而是法律

规定的结果：无论法人章程如何确定其宗旨，法人总是可以越出其

目的范围实施法律行为。而此种超越目的范围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受

保护，则完全取决于法律的价值判断。即目的本身并不能当然限制

法人得享有的权利范围，如果法人目的竟然可以限制其权利享有范

围，其纯粹是法律选择的结果。故从根本上讲，法人享有权利的范

围受其目的限制的问题，与法人权利享有范围受法律限制的问题，

应属同类。而这一问题既然属于法律的价值判断问题，则与视法人

为“拟制之人”抑或“实在之人”便无必然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法律虽然并无有关法人目的限制的明文规

定，但《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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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内从事经营。”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均有关于法人经营范围

的规定。由于法人的经营范围由其设立目的而定，所以，有学者断

定，在我国，对于法人经营范围的限制，即为法人目的的限制。(注：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由此

可见，我国立法虽采“法人实在说”，但并不影响其以法人目的限

制法人权利享有的范围，而介入有关讨论，对于我国立法和实务均

有重要意义。

根据学者介绍，在肯认法人享有权利的范围应受其目的限制的基

础之上，有关法人目的限制性质的主要学说计有四种：

(一)权利能力限制说。此说认为，法人目的所生之限制，是对法

人权利能力的限制。而对此又形成两种派别：1.采“法人实在说”

者认为，法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既有权利能力，也有行为能力，故

法人的目的不仅限制其权利能力，也同时限制其行为能力(依通说，

行为能力范围不得超出权利能力范围，故权利能力之所限，亦即行为

能力之所限);2.采“法人拟制说”者认为，法人本非实体存在，只

是因为法律的拟制而成为权利主体，故法人为抽象存在的一种人格，

无行为之可能，亦无行为能力之可言，所以法人目的仅限制法人的

权利能力，而不发生对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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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为能力限制说。此说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仅受其团体性

质和法规的限制。法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其目的的限制仅为对其

行为能力的限制。

(三)代表权限制说。此说认为，法人的目的仅为法人机关对外之

代表权的限定范围。因此，法人于目的之外实施的行为，应属法人

机关超越代表权限范围的行为。

(四)内部责任说。此说认为，法人的目的之作用，不过在于决定

法人机关在法人内部的责任而已。(注：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上述四种学说基于不同的着眼点而得出的不同结论，对于法人目

的外行为的效力将产生不同影响：

权利能力限制说把法人目的之限制视为对法人人格本身的限制，

即于目的范围内之行为，法人有其人格;于目的范围之外的行为，法

人无人格。由此，法人目的外实施的行为因缺乏主体资格之基础而

当然无效，而且是绝对无效，事后亦无任何补正的可能(即使其在事

后通过变更法人章程的方式而变更其目的，也无济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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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责任说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依此观点，法人章程所确定的法

人目的，仅为一种内部约束，于法人外部并不发生任何效力。因此，

法人机关超越法人目的范围所实施的行为，应承担由此而发生的责

任，但并不影响行为于外部的效力，其行为绝对有效。

行为能力限制说与代表权限制说的效果均为前述两种极端观点

的折衷。依行为能力限制说，法人目的外行为，类似于欠缺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超出其行为能力范围所实施的行为(效力未定行为)，故

事后得因某种原因得以补正而为有效。欠缺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实施

的行为事后得因法定代理人的追认而为有效，法人于目的范围外实施

的行为则得因事后法人章程的变更为有效;依代表权限制说，法人行

为由其机关代表实施，法人机关于法人目的外实施的行为构成对其

代表权之超越，如准用越权代理行为的处理原则，则其越权代表行

为得因事后经法人追认而为有效，或者因表见代理的适用而为有效。

我国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务坚持凡超出法人目的

范围(即经营范围)所实施的行为一律无效，相当于采纳理论上的

“权利能力限制说”，但此种做法显然不利于相对方当事人利益和

交易安全的保护。因此，有必要从法理上谋求妥当的解决方法。而

权衡有关法人目的限制性质之各种学说，似应采“行为能力限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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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妥。(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

页。)

笔者认为，法人设立目的之合法，为法人成立的法定条件。而法

人设立时对其设立目的的确认或审核(在营利法人，为其经营范围的

核准)，即表明法律对法人活动范围的限制。因此，法人于目的外实

施的行为，应属违法(否则，对法人经营范围的审核便无必要)。由

此，“内部责任说”认为法人目的仅为法人之内部约束，无异于认定

法人于外部得实施任何行为，此说明显不妥。

但法人目的外行为应否认定为无效，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法律规定法人不得实施目的外行为，意在规范社会生活秩序，如

任随法人组织实施一切民事行为，则经济秩序难保其稳定，利用法

人人格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不法行为将难以防范(例如，注册为社

会团体法人者却专事经营活动，借以逃避国家税收并损害债权人利

益)。但对于不同性质的法人，限制其目的外行为的意义有所不同。

在我国，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依法不得从事任

何经营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之必须。而营利法人

(企业法人)所实施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却分为两种不同情形：

如其超越经营范围实施的行为属法律禁止经营、限制经营或者特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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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行为，则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对之必须加以限制。但如其超越

经营范围实施的行为本身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或者限制(一般经营行

为)，只是不为其核准的经营范围所包括，则涉及相对人(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就法人设立目的而言，非营利法人的设立目的极易从外

部加以判断，不存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的问题(例如，机关法人

或者社会团体法人如非法从经营活动，相对人绝无不能判断之理)，

而营利法人非法实施法律禁止从事或者限制从事的经营行为，相对

人也应当能够判断(例如，法律禁止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行为，如有

企业实施借贷行为，相对人应当知晓其行为违法)。但是，营利法人(包

括公益法人中的捐助法人)实施目的外的一般经营活动，则相对人对

其是否超越目的范围通常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因此，虽然包括英美

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都曾经规定公司的经营活动受其经

营目的或者经营范围的限制，其目的外行为应视为无效(此在英美法

上称为“越权原则”-ultravires)，但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在

公司立法中都有放松或废止目的范围限制的趋势，认为“越权原则

对股东来说是虚幻的保护，对不注意的第三人是一个陷阱”，并由

此而对越权原则进行限制和修改，以保护交易安全。(注：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在美国及加拿大之数州，甚至有废止此原则的立法。(注：史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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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对此，

日本也有学者指出，对于违反法人章程、捐助章程的行为不应认定

为绝对无效，而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具体情况：(1)是否为营利法人(如

果为营利法人，即可无视法人目的之限制，因为其活动都是经济性活

动);(2)如果是非营利法人，应看该行为对于社员的利益和维持该法

人基金是否有所助益(如有助益即无必要视为无效);(3)将该行为视

为无效是否损害交易安全(为了交易安全，可以适用表见代理的规

定);(4)是否违背当事人间的公平、信义(当事人双方都已履行交易行

为时，若还主张该交易行为无效就违背了公平、信义)。(注：四宫

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

108页。)

由上可见，对于法人目的外行为之限制问题，目前世界各国虽有

放松或者从宽解释之倾向，然远远未达完全不限制之程度。但一律

认定此种行为无效，则肯定不甚妥当。为此，我国《合同法》第50

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完全

符合现代法人制度之立法潮流。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但如前所作

分析，在确定相对人之善意时，应有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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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国，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以及社会团体法人非法从事

经营活动而与他人订立合同的，相对人应当知道其超越目的范围，

其不能构成善意;

2.营利法人非法从事法律禁止或者限制经营的经营活动而与他

人订立合同的，相对人应当知道其超越目的范围，其不能构成善意;

3.营利法人或者捐助法人超越目的范围从事一般经营活动而与

他人订立合同的，如不能证明相对人为恶意，即应认定其构成善意。

然而，从法理上如何解释法人目的外行为之效力认定的根据，却

比较困难。

很显然，前述“权利能力限制说”不可取，其不仅会导致法人目

的外行为一律无效的结果，而且认定法人于目的范围内有人格而于

目的外行为无人格，也有违人格之法理(人格为团体之主体资格，即

使法人实施违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非经法定程序，其主体资格也

不得被剥夺)。而“行为能力限制说”虽可达法人目的外行为可为有

效之效果，但其在四个方面有严重缺陷：

(1)行为能力本质上为主体的“意思能力”。意思能力之有无，

决定于主体的判断能力。法人非为生命实体，其意思能力表现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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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共同意志，故其不存在意思能力之有无问题。故依通说，法

人权利能力的范围(指法人得享有权利的范围)与其行为能力范围一

致，即法人能够享有的权利，即得以其行为取得和行使。如果认定目

的限制仅为对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则等于说存在某些法人“能够

享有”但“不能以其行为去取得和行使”的权利，其间之矛盾照然

若揭;

(2)即使将法人的权利能力解释为法人的人格而非其享有具体权

利的资格，“行为能力限制说”也难成立：欠缺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中，仅只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方可经法定代理人承认而为有

效，其原因在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于法定范围之外并非全无行为能力，

而是有部分行为能力(意思能力不完全)，故其单独实施的行为得经法

定代理人予以补正。但法人不可能存在意思能力不全的问题，而如

果认定法人于目的外行为无行为能力，则根本无法套用前属“补

正”之法理;

(3)即使肯认法人于目的外行为有限制行为能力，但其“追认”

须以变更章程为条件，此在实务上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为求得某一

合同为有效，不惜变更法人章程，实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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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使法人得通过变更章程而得追认其目的外行为，该行为之

有无效力也全然决定于越权经营的法人：追认即有效，不追认即无

效。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毫无保障，完全不能实现保护交易安全之初

衷。

以上分析表明，“限制行为能力说”也不可取。

至于“代表权限制说”，其缺陷更为明显：除其以法人的事后

“追认”为使目的外行为有效所具有的与“限制行为能力说”完全

相同的弊端之外，其认为法人之目的仅为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

制，而非对法人本身的限制，则无异于认定法人有权实施目的外之

一切行为!此外，运用表见代理的原则使法人目的外行为有效也不足

取，原因在于，表见代理制度将无权代理行为视为有效，并将其行

为所生之权利义务归属于本人，系以该种行为本来即可因本人授予

代理权而实施为前提(即从一定意义上讲，表见代理发生与有权代理

之同样效果，等同于法律强行认定无权代理为有权代理)。而目的外

行为如法人本来即可授权代表之为之，则无表见代理之适用余地;

如目的外行为法人不得授权代表人为之，则该种行为对法人发生效

力便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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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无论“行为能力限制说”或者“代表权限说”，均试

图为法人于目的之外实施的行为之“合法性”寻依据，但在“法

人不得实施目的之外的行为”为法定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此种寻

有可能是徒劳无益的。而前述四种学说的共同特点均在于单纯立足

于实施越权行为的法人的角度对有关命题进行论证，从而其结论要么

与立法之应有政策相悖(“内部责任说”和“权利能力限制说”)，

要么无法在法理上自圆其说(“代表权限制说”和“行为能力限制

说”)。笔者认为，对于法人目的外行为不应一律认定为无效的法理

说明，应当转换角度，立足于民法之利益判断原则予以阐述。

民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为利益平衡。当两种以上利益相互发生冲

突时，民法即采一定原则做出法律上的取舍。就法人目的外行为之

效力问题，在相对人为善意的情形，实际存在两种相互冲突之法律

价值：如果认定此种行为有效，则产生使越权之法人获得其不法利

益的结果;反之，如果认定此种行为无效，则损害了交易安全。究竟

是使越权之法人获得不法利益而损害交易安全?还是在保护交易安

全的同时而使越权之法人获得不法利益?民法对之必须做出取舍。在

诸多价值取向中，如更为注重对法人目的外行为的限制即对其不法

利益的剥夺，则应确认此种行为无效;如更为注重交易安全保护，其

结果则相反。而如果说确认此种行为有效就会使越权之法人获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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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法利益的话，那么，确认此种行为无效，虽然不使不法利益获

得保护，但却牺牲了善意相对人的正当利益，而此种利益并非仅为

相对人之个人利益，其为交易安全之载体，故牺牲的是交易安全。而

交易安全为整体利益，具有比因保护个别违法行为人之不法利益而牺

牲的法律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民法在“保护越权之个别法

人的不法利益”与“牺牲交易安全”之间，应当选择前者。这就是

说，在相对人为善意时，民法确定法人目的外行为有效，并非基于

对法人目的外行为之合法性(即其权利能力或者行为能力)的认可，而

是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如同占有他人财产的人因取得时效而受

保护，并非基于对其非法占有行为之合法性的认可，而是基于对整

体财产秩序的维护)。为此，需要论证的仅仅是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而非法人实施目的外行为的正当性。(注：关于民法就

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之法律选择问题，参见尹田：《论“不公正胜于

无秩序”》，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07-333页。)

上述观点不妨称之为“交易安全保护说”。

出处:原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